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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谈《清室优待条件》问题 王树才 刘敬忠 《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 1 期刊载了喻大华先生《〈清室优待条件〉新论——兼探溥仪 潜往东北的一个原因》（以下简称《新论》）的文章。该文对《清室优待条件》、冯玉祥驱逐溥 仪出宫和溥仪叛国原因等问题发表了一些看法。拜读之后，笔者认为该文不仅观点陈旧，而 且在一些问题的论述上、尤其是关于溥仪充当日本帝国主义工具原因的看法，涉及到一个十 分严肃的历史和现实问题，即如何评价某些对国家、民族犯有严重罪行历史人物的犯罪原因。 为此笔者也试就该文所涉及的上述三个问题略陈管见，与喻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优待条件》的产生，《新论》否定了学术界对此的传统观点。学术界普遍认为《优 待条件》是由袁世凯等炮制，是中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反动势力的又一次妥协，清王朝结束统 治后其皇室受到优待是极端荒谬的。而《新论》则认为首先提出《优待条件》的是革命政府 代表，并对其做出了高度评价。他称《优待条件》的产生“具有历史必然性”，“不是个人意 志的产物，而且有其积极作用”；“正是《优待条件》的提出，使清皇室发生了分化，并使之 尽快退出历史舞台。中华民族在保持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尊严的同时，迅速地进入了共 和时代。”（注：喻大华：《〈清室优待条件〉新论》，《近代史研究》1994 年第1 期，以下凡引 本文时不再注明出处。）在此，做为辛亥革命副产品的《优待条件》，被拔高成为加速建立民 主共和国的原因。对此，笔者不敢苟同。 实际上，此论实为旧说，决非喻先生首创。1924 年 11 月，在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后不 久，唐绍仪就对上海《字林西报》的记者发表讲话说：“当时清帝逊位，缩短革命时间，保全 人民，颇与民国以建设机会，故民国亦承认此优待条件以报之”（注：长沙《大公报》1924 年11 月13 日。）。唐是辛亥革命时期代表袁世凯参加南北和谈的首要人物，也参与了与清室 商谈《优待条件》。从肯定自己的历史出发，他替《优待条件》唱赞歌是可以理解的，其观点 与《新论》大同小异。所不同的是，《新论》把《优待条件》产生的作用拔得更高。 《优待条件》的产生确有一定的社会原因。辛亥革命是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政治发 展还不成熟、中外反动势力相对强大的背景下发生的。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也 没有给予封建的政治势力及经济基础以致命的打击。资产阶级革命派最终向反动势力妥协， 从而将政权交给了袁世凯并最终保留了清室。这是由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决定的，也就 是“历史必然性”。 但是，《新论》所说的“历史必然性”并不是上述的经济政治原因。喻先生认为产生《优 待条件》的原因有两点：（一）“险恶的国际环境迫使南北双方优待清室，以尽快地完成政权 更替，避免招致列强干涉。”（二）“国内秩序混乱、财政危机的局面迫使南北双方必须优待清 室，以尽快建立民国，早日拨乱反正。” 为了给上述原因寻找根据，《新论》极力夸大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及清室的力量， 认为：“假若革命进一步拖长并发生较大的混乱，则难免为俄、日干涉提供机会。”这个观点 倒可名副其实地称为“新论”了。到目前为止，所有研究辛亥革命、且有一定权威性的学术 专著，都否认帝国主义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性，帝国主义列强在华矛盾重重，并对腐朽的清 王朝已不抱希望，故以扶植袁世凯来干涉中国内政。这已是不争的事实。固然，日、俄帝国 主义最初确曾有干涉、分裂中国的阴谋，但由于害怕中国的革命力量，并碍于和英、美、德 等帝国主义的勾心斗角等原因，被迫中断了其罪恶企图。英、美、德等帝国主义出于在华利 益的考虑，没有如庚子年间结伙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打算。这是中国革命大势及帝国主义矛 盾斗争的结果，与《清室优待条件》何干？ 《新论》还特别强调指出：清室“接受《优待条件》，留在北京，就使得日本军阀的满蒙 独立计划失去了借口，潜往东北的肃亲王善耆也难以打着清室的旗号进行活动。……日本政 府不得不命令川岛等人暂时停止满蒙独立活动。可见《优待条件》对保障国家统一起了多么 大的作用”。这里，喻先生为极力美化、拔高《优待条件》的作用，已全然不顾历史事实了。 《新论》所谓的满蒙独立活动（史称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分满洲独立（即让清东三省总督 赵尔巽、统领张作霖拥立肃亲王善耆在满洲“独立”）和蒙古举兵（即唆使、资助内蒙古喀喇 沁王、巴林王等蒙古族王公在内蒙举兵起事）两部分。清室接受《优待条件》后，日本并没 有停止满蒙独立活动的策划与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