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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整理 劳动力问题 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 目前，中国普通劳动力已经由“全面过剩”转向“结构性短缺”。根据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蔡昉的研究，中国经济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中国劳动力过剩时代即将结束,劳动力不足时代即将来临。目前处于剩余状态的农村劳动力只有2481万人，农村剩余劳动力已明显减少。而从结构上看，在农村剩余劳动力中，30岁以下的劳动力占比很低，已十分有限；30岁以上的则占到了80%。可以说农村再无“壮劳力”可供转移了。民工荒问题带有明显的结构性特点。 在劳动力短缺的同时，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成趋势。2010年以来，北京、上海、广州等27个省区市纷纷上调或计划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上海市4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960元调整为1120元，广东今年5月1日起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平均提升幅度超过20%。北京计划从今年7月起将最低工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800元上调至960元，上调幅度20%。数据显示，已经宣布上涨最低工资的11个省份平均涨幅达到17%。 另外，企业的“劳资不和谐”问题也十分突出。受“跳楼”事件困扰的富士康，员工薪资一调再调，工人每月底薪已经达2000元。而本田公司也准备把正式员工的月最低工薪从1544元上调至1910元，上调幅度达24%。相关企业的这些危机处理措施，反映了劳资矛盾已到了一定的临界位置。而劳动力供给的减少，需求的上升，在拉动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的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近年来,农民工工资几乎与城镇职工的工资增长速度保持同步,这种状况反应了中国劳动力市场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劳动力价格上涨带来新挑战第一，削弱了劳动密集型出口企业的竞争力。中国出口产业主要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自主专利较少，依赖廉价的劳动力提高出口竞争力。而劳动力工资大幅上涨以后，传统的产业失去竞争优势，出口面临下降。第二，成本推动型通胀压力增强，货币政策面临收紧压力。劳动力价格上升，将推高我国通胀。“刘易斯拐点”出现以后，随着低端劳动力的供不应求，农民工工资显著提高，劳动力价格的压力有可能逐步传导到其他部门，造成整体工资水平上行，并将带动核心CPI稳步上涨。 一直以来，人们主要关注由初级产品市场价格上涨导致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这一次，即使忽略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原因，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将推动物价水平提升。而反观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的日本和韩国情况，二者均出现过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即高通胀和高工资螺旋式上升的情况。 由于成本推动型通胀的压力在增强，未来的中国货币政策面临着收紧的压力。从日本、韩国的经验看，日本自1960年代经历过“刘易斯拐点”后，劳动力工资水平迅速上涨，通胀压力使得日本政府采取了偏紧的货币政策。无独有偶，韩国在1970年代末经过“刘易斯拐点”后，货币政策也出现紧缩。由此来看，中国的货币政策应时刻保持警觉，以防止“刘易斯拐点”后，出现较大的通胀压力。 第三，企业运营成本加大，利润率降低。 “刘易斯拐点”出现前，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处于转型之中，农村向城镇转移的劳动力形成了激烈的就业竞争，劳动力价格较低，“利润侵蚀工资”现象普遍。而追求高额利润率，更使得企业投资行为不断扩张，这是投资速度逐年加大的主要原因。“刘易斯拐点”出现后，利润率降低，将在一定程度上会限制企业的投资行为。 现在，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凸显了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已进入尾声。“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将对工资、物价、消费、以及经济结构和宏观政策造成全面影响。而“刘易斯拐点”的出现，也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一方面，劳动力价格上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有望刺激国内消费、制造业让步服务业，为大学生提供更广阔的机会、促进产业链提升、加快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并且有助于人民币汇率找到合理的水平。另一方面，劳动力价格的上涨也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挑战：削弱了劳动密集型的出口企业竞争力、通胀压力增强、低附加值公司利润率下降，等等。总之，工资的上涨暗示了中国经济正面临着重要转折，整体来看利大于弊。而通过与日本、韩国的对比研究发现，工资的增长并不会阻碍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及对策 摘要:随着农业的发展,解决好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使农村劳动力从传统的农业部门向现代经济部门转移,这是加快农村经济发展,协调城乡关系的重要方面。农村就业问题是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也是协调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研究的重大课题。因此,从农村就业问题入手,积极探索解决农村就业问题的基本方法、途径是有效缓解当前“三农”问题所带来的经济、社会矛盾的一条思路。关键词: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现状;问题;对策 (1)季节性剩余。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与劳动力对农业生产的可供给量之间在不同季节里出现不均衡状态；(2)常年性剩余。在全年中的任何季节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