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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探索 本文作者：宋海春 于泓 工作单位：东北师范大学 中共辽源市委党校 “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１］，这不仅阐明了依法执政与依宪执政的关系，即依宪执政是依法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依法执政是依宪执政的具体化与落实［２］，更表明中国共产党对执政规律的认识的进一步深化。然而，依宪执政毕竟是一个具有丰富内涵的历史性、现实性、理论性和实践性的命题，如何使依宪执政从理念转化为常态，是摆在执政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本文认为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是依宪执政题中的应有之义，党的思想解放引领着党的宪法思想的与时俱进。 一、依宪执政理念形成的几个关节点 中国共产党依宪执政理念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它经历了一个长期探索的过程。其中有几个重要的关节点对于这一理念的形成至关重要。首先，自新中国成立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了初步的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拥有了在全国范围内执掌政权的执政地位，这是历史的必然和人民的选择。但在取得政权之后如何执掌政权，则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在破解这一难题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如何执政有着初步的思考：“党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要把党的机关的职能和国家机关的职能混同起来。党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就包办政权机关的工作，也不能因领导政权机关而取消党本身的职能”［３］２－３。１９５６年，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基本完成之时，时逢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经历着新的挫折。党在反对苏联全盘否定斯大林的同时，也从斯大林粗暴践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错误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并结合中国实际进行了认真的反思。董必武同志在党的八大的发言中指出：“现在无论就国家法制建设的需要来说，或者是就客观的可能性来说，法制都应该逐渐完备起来。法制不完备的现象如果再让它继续存在，甚至拖的过久，无论如何不能不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３］３０２他明确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的法制原则，指出依法办事是法制的中心环节。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刘少奇同志又进一步提出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限制领导人的权力、加强对领导人的监督等思想。从党的八大的精神和会议前后中央领导人的讲话中可以看出，党对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依法执政等问题已经有所触及。然而，由于诸多原因所致，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开始，党内“左”的错误使“人治思想上升，法治思想削弱”［４］，党的八大确定的路线和许多正确意见不仅没有能够在实践中坚持下去，相反却出现了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等与社会主义法制相背离的严重错误，以至于最终酿成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大动乱的历史性悲剧。其次，十一届三中全会至党的十六大，党对如何执政的探索进一步深入，对依宪执政的认识逐渐明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党开始了拨乱反正的伟大工程，党深刻总结了建国以来执政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针对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存在的严重弊病，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问题，而且随着实践的深入，党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也更加深化。党的十二大报告指出：“党不是向群众发号施令的权力组织，也不是行政组织和生产组织。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政治和方针政策的领导，不应当等同于政府和企业的行政工作和生产指挥”，并将“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一深刻认识写入党在十二大修改的党章中。之后，又在党领导制定的八二年宪法中规定“政党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将这一深刻认识上升到宪法的高度。这足以表明党要守法的决心，也表明党已深刻认识到在执政方式上法治优于人治的本质。党的十三大更明确提出了“应当改革党的领导制度，划清党组织和国家政权的职能，理顺党组织与人民代表大会、政府、司法机关、群众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其他各种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并且逐步走向制度化”，从而确立了执政党领导职能改革和转变的总体原则和方向，体现出“党在探索党政关系问题上的重大进步。”［５］党的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使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伟大实践中，越来越感觉到从制度层面上明确法治状态下的执政方式的必要。党的十五大提出了依法治国的新的治国方略，使我们党得以站在法治高度重新把握党政关系问题，标志着党对依宪执政的探索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再次，十六大以来，党进一步明确了依宪执政的治国理念，实现了执政方式的巨大转变。党的十六大“坚持依法执政，实施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的提出，表明党在历经数十年执政实践之后对执政方式做出了重大转换。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进一步明确指出“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并将“依法执政”确立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总体目标之一。在首都各界纪念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五十周年大会上，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在这里，依宪执政的提出，表明党对执政方式的认识的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