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警务控制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docVIP

社区警务控制与刑事诉讼中的人权保障 　　　　　　　　　　曹文安 （福建公安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福建　福州　350007） 摘　要：社区警务控制是对社区的时、空、人实施严密的规范化管理的一种警务机制。它能较好地形成客观证据的生成机制，增强警方对人口的控制能力，从而避免公安侦查人员在办理刑事案件时为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和为避免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起诉和审判，而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刑讯逼供和普遍实施审前羁押等侵犯人权的行为。社区警务控制的关键是严密的规范化，其实施不能依靠强制，必须得到社区绝大多数成员的配合。 关键词：社区警务；警务控制；刑事司法；人权保障 一、问题的提出——刑事司法实践中自由与秩序的平衡要求 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诉讼均有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双重目的。但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是一对矛盾体，侧重一方面则必然削弱另一方面。因此，世界各国在刑事司法实践中，都根据本国的国情，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力求取得自由与秩序的最佳平衡。我国也不例外。 我国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经济主体单一，社会关系简单，国家和政府对社会实行严密监控。当时人们的法律观念是以国家为本位，国家利益至上。在刑事司法领域，为了维护社会治安秩序，国家的法律和刑事司法机关均以打击、惩罚犯罪为要务，对人权的保障则甚少顾及。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实施及进一步深化，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提高，法律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人权意识得到空前强化。国家和公众对公、检、法机关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保障人权的要求和呼声也越来越高。 但是，虽然我们生活在现代，虽然我们与国际社会的联系越来越紧密，我国政府却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政府，特别是我国政府对社会治理能力的低下，使得政府对社会的控制力极弱。其消极方面反映在刑事诉讼中，就是客观证据的生成机制难以形成，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无法实施羁押之外的有效控制。为了惩罚犯罪，为了维护基本的社会治安秩序，公安机关在侦查过程中，只得主要依赖于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这一主观证据。而为了能获得口供这一重要证据，公安机关最佳的选择就是限制被讯问人——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逃避侦查，公安机关对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也是予以羁押了事。因此在我国的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的审前羁押是原则，保释在外反而是个例外。这与世界各主要国家和地区在刑事诉讼中对犯罪嫌疑人实施的审前羁押是例外，保释在外是原则的制度正好相反。 对犯罪嫌疑人在审前普遍实施羁押显然与无罪推定原则严重不符。因为犯罪嫌疑人只是涉嫌犯有罪行而接受侦查机关审查的人员，其还不是真正的罪犯，如经侦查、审判，最终确定其无罪，则在审判前限制其人身自由就是对其人权的一种严重侵犯。但是从公安机关的侦查所面临的社会环境、法制环境等方面看，一方面，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既要求公安机关充分发挥打击犯罪的职能，为社会提供一个良好的治安环境，同时又要求公安机关在办案过程中要充分保护人权；另一方面，由于公安机关对社会的控制能力弱，对人口的管理能力低下，管理方法落后，加之刑事司法制度本身存在的一些缺陷，使得公安机关在办案中为充分实现打击功能，不得不采取一些侵犯人权的做法，审前对犯罪嫌疑人的普遍羁押实在是无奈之举。 二、中外对比——社会治理化对增强社会控制力及保障人权的正面意义 由于地理因素和性格因素的不同，中国社会与西方社会是两个差异巨大、性质截然不同的社会。“在中国，是一呼群诺的领袖制，以政治为权威、以君王为中心的史官文化，以家族为核心、以道德为基础、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此一社会又呈现出两类不同性质的特点，一为建立在圆融通达性格基础与和谐有序秩序基础之上的柔性社会，一为被众多西方思想家反复强调的，建立在强迫与服从，以及森严等级基础之上的专制主义。在西方，则是人人参与、轮番为治的选举制，多元主义和个人主义文化，毫无伸缩余地的、讲求程序和形式的、法治主义的刚性社会，以及民主主义和平民主义作风。”［1］ 正是这种差异，使得法治成为西方人当然的选择。西方人己经将遵守规范内化为一种道德，形成了一种习惯，认为是一种当然，使法治在西方社会成了治理社会的占统治地位的手段。随着现代理性主义的勃兴，在现代西方法治社会，通过规范化的日常监控技术，国家实现了对社会的治理。社会的高度组织化、规范化又进一步增强了国家对个人的控制能力。按福柯的说法，现代社会是一种治理社会，个人陷入了处处受到监控的“全景敞视监狱”。国家通过福柯所说的纪律化治理更深地嵌入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从这一意义上可以称现代国家为“日常监控型”国家。［2］正因为西方现代国家对个人的强有力的控制，使得在刑事诉讼领域客观证据的生成机制非常完善，犯罪嫌疑人处于客观证据的包围之中，警方在办理刑事案件过程中，不必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的口供而羁押之；警方对犯罪嫌疑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