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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讲古诗文 四川有句关于杀猪的俗语：杀猪杀屁眼，各有各的杀法。如此实用主义话语，与另一句四川俗语“不管白猫黑猫，只要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是同一个调调。古文当然也是各有各的教法，至于怎么教，那是教者自己的摸索，与听者自己的感知，是否相契了。 只要我们看清末民初出生的前辈们的回忆录，我们一般都会看到他们小时读书的情形。由于新式学堂的兴起，许多人小时并不是一开始就读“三百千千”和“四书五经”了。即便有的人读过，他们也喜欢课外阅读《水浒传》、《三国演义》、《聊斋志异》、《三侠五义》、《七侠五仪》等，并非那些正儿八经的古文讲本。这在胡适、蒋梦麟、顾颉刚、俞平伯等的回忆里所在多有。这并不是他们这些人才有的一个孤立现象，因为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形象塑造，很符合儿童及少年的阅读心理，这是稍懂得一点教育心理学的人，都应该具备的常识。 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周振甫在《学点古文》一文里曾说古代民众读书不多，“有的只能念两三年书，可是他们有许多人还是学会了古文。他们怎样学会的呢？有不少是靠读小说书。他们通过读《三国演义》等小说，学会了阅读古文。《三国演义》的文字半文半白，开始看起来，对其中的文言部分也许还不习惯”，但由于故事情节入胜，人物形象有趣丰满，故能吸引人读毕其书。 “看过《三国演义》后，再找一些用古文写的小说看，像《聊斋志异》、唐人小说和笔记小说等等。以后可读些有故事情节、人物形象的传记文学，如《史记》”（《周振甫讲怎样学习古文》P185，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11月版）。周振甫还说像《史记》这样的书籍最好要有选注本，他没明说读谁的，以我所见，关于《史记》的选注本，以开明书店（后来工作于中华书局，系顾颉刚先生的同学）的老编辑王伯祥先生选注为最佳。 很多人选古文教古文，很忽视教育心理学常识。这在中国古代好像本不是个事，至少我看到很多人读书没有遵守“三百千千”的路子，一开始上来就教“四书五经”也不在少数。还有更离谱的做法，那就是老师对书籍不讲解，只需要你反复熟读而成诵即可，你是否理解文章的意义，他们并没有考虑。他们似乎都奉行“读书百遍，其义自现”的原则，但搞忘了根本的一条，还没读上百遍，学生就开始厌倦那课文那书本，那如何解决呢？ 中国古代的教育家及当今搞教育的人，真正着力探讨过这事的人好像也不多。不知是大家明知而故意忽略呢，还是觉得这事并不重要。在我看来，这是事关教育的有效性和趣味培养之重要问题，不可以等闲视之。 “读书百遍，其义自现”对于某些艰深的经典，犹有可说。但对于普通的教材，采取这样的方式，是老师的无能与放任，以及对孩子兴趣和好奇心培养之漠视。一篇文章读了多遍，仍不晓其义，自然也有一些人能够背得滚瓜烂熟，但对记忆力欠佳者就不一定能够完成。 教学的任务，不应只看资质相对出色者的表现，而且应该让资质相对贫弱者如何对课文的内容有兴趣。正所谓衡量一个木桶能盛多少水，不取决于桶壁上最长的一块木板，而是看那最短的一块，才是比较正当地检验老师水平的办法。这当然不是说，老师只注意跑得慢的乌龟，而忽略或者抑制那些跑得快的兔子。正是这种意义上讲，因材施教特别培养所有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才变得非常重要。 我不仅主张教材编写要符合儿童和少年的心理，让他们有一个从易到难的过程。易与难当然是相对的，但从思维上讲就有一个如何从形象思维渐进到逻辑思维的过程。如果一开始的课文，就特别抽象甚至艰涩，那肯定是不符合儿童心理的。与二十世纪初期的一些教材编写相比，当今某些教材编写对儿童心理的考虑反而不足，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事。 如有的教材将李绅的《悯农》放在第一册来讲，于城市孩子缺乏实际生活经验感知，同时还比较抽象。而且这样的诗说理味道太浓，教化意义太重，接受起来的难度自然有所增加。远不如骆宾王的《咏鹅》充满生活气息，既形象又有动感。甚至还不如选如今在网络上写古诗比较活跃，但所反应的却是当下生活的李子的诗词，更为有趣而贴切，如其中一首：“推大阳，滚太阳，有个神仙屎克郎，天天干活忙。 从东方，到西方，路好宽呀路好长，云来歇歇凉。”（《长相思》拟儿歌） 我们说教儿童要有个循序渐进的问题，那么教成人是不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呢？ 我认为依然是有的。如今白话文运动已进行了近百年，文言文的实际运用已减少到基本上消失于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地步，这是不容回避的现实。别说毛笔书法的实用功能基本消失，就是钢笔的功用也大为降低，很多工作已成为电脑键盘的天下。笔毛书法的实用性基本消失，但为什么还有一些人在练它呢？那是因为书法考级可以让小升初时占到些便宜，同时也可以培养一点孩子的心性，更有悟性者似乎可以走专业书法家的道路。当然，还有一点不可忽略，就是毛笔书法的汉字结构之美，也是促使不少人业余学书法的一大动力。 但不管怎样，由于毛笔的实用性基本上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么它的群众基础就基本上已经丧失。群众基础丧失，其实成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