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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时期的地理学 秦代图籍 秦朝虽然只存在15 年，但在全国统一的政治形势下，筑长城，修驰道，开运河等，重大工程接连不断。这些工程都需要地理知识，也促进了地理学的发展。如秦朝的水系著作《水经》①，比只记述9 条河流的《禹贡·导水》篇有很大的进步。秦朝《水经》全文近500 字，描述26 条水道的发源地、流向和归宿。叙述的基本地理事实与《汉书·地理志》及汉代《水经》没有矛盾。所记水道分布范围，大体与秦的疆域相当。 　　秦朝有各类地图，只是没有保存下来。刘邦入咸阳，萧何深知地图的重要性，故“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后来“沛公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处，民众疾苦者，以何得秦图书也”②。《汉书·地理志》中，曾两次提到秦地图，这种地图可能是秦朝的全国性地图。 　　① 这是后人的命名，附于《山海经·海内东经》篇末。见周振鹤：《被忽视了的秦代〈水经〉》，《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9—53 页，1986 年1 期。 　　② 《汉书·萧何传》。 　　 《史记·货殖列传》和《大宛列传》 两汉地学的代表著作是《史记》、《汉书》等历史著作中的有关列传、书、志，及马王堆出土的地图。对地学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人物则是张骞、司马迁、班固、班超、张衡等。这些人，都在本卷丁编分别有传，这里只重点地另行论述有关地理学本身的部分。 《史记·货殖列传》 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是我国第一部经济地理著作，叙述我国各地区的人口、经济、物产、交通、贸易、城市以及各地的地区差异。他把全国分为四个经济区，并指出这四个经济区的自然条件与物产的差异是：“山西饶材、竹、谷、 、旄、玉石；山东多鱼、盐、漆、丝、声色；江南出楠、梓、薑、桂、金、锡、连、丹沙、犀、瑇瑁、珠玑、齿革；龙门、碣石北多马、牛、羊、旃裘、筋角；铜、铁则千里往往山出棋置。此其大较也。”司马迁强调人的作用。他把人们的劳动看作是发展经济的前提。自然条件好的地方，如果人们开发不够，生产技术落后，那仍然是贫困的。比如“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果隋蠃蛤，不待贾而足，地埶饶食，无饥馑之患，以故呰窳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对比之下，沂、泗以北，秦、鲁等地，虽然自然条件差些，但由于人们积极开发，因地制宜地发展生产，所以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沂、泗水以北，宜五谷桑麻六畜，地小人众，数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鲁好农而重民。三河、宛、陈亦然，加以商贾。齐、赵设智巧，仰机利。燕、代田畜而事蚕。” 　　《货殖列传》还叙述了当时的城市经济状况，把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和长江、珠江沿岸的二十几个较大的城市作了分析比较，指出它们之间的自然条件、交通条件、风俗习惯、物产、人口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而共同的特点则是交通发达，为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贸易中心。比如栎邑（栎阳），“北却戎翟，东通三晋，亦多大贾”。咸阳，“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则巴蜀，..西近邛筰，..然四塞，栈道千里，无所不通，唯褒斜绾毂其口，以所多易所鲜。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邯郸亦漳、河之间一都会也。北通燕涿，南有郑、卫。郑、卫俗与赵相类，然近梁、鲁，微重而矜节。”“燕亦勃、碣之间一都会也。南通齐、赵，东北边胡。上谷至辽东，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火与赵、代俗相类，而民雕捍少虑，有鱼盐枣栗之饶。北邻乌桓、夫余，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这些叙述体现了各个城市的特色，是我国最早的城市地理著作。 《史记·大宛列传》 汉武帝时，派张骞三次出使西域，开始了中国和中亚、西亚一些国家的交通往来和物质文化交流，从而扩大了中国人民的视野，丰富了地理知识。张骞及其副使，分别到达大宛（前苏联乌兹别克东部）、康居（前苏联境内锡尔河下游）、大夏，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次大陆）等国，获得了丰富的地理知识，而且开辟了东西交通的“丝绸之路”，这在世界历史上有重大意义。张骞第一次去西域时，在大夏看到从印度运来的四川竹杖和布，因此他设想开通一条从我国西南去印度的道路。这个设想，后来得到汉武帝的支持，曾派人从四川宜宾出发，探索去印度的途径。虽未通达，却增加了对西南地区的了解。 　　司马迁根据张骞的报告，写成了《史记·大宛列传》，对大宛、乌孙（在伊犁河、楚河、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一带）、康居、奄蔡（在咸海、里海北面）、大月氏（在阿姆河以南兴都库什山以北）、安息、条支（在两河流域）、大夏等国的地理情况作了描述，内容包括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贸易、文字和各国之间的距离等。比如大宛，“其俗土著，耕田，田稻麦。有蒲陶酒。多善马，马汗血，其先天马子也。有城郭屋室。其属邑大小七十余城，众可数十万。其兵弓矛骑射。其北则康居，西则大月氏，西南则大夏，东北则乌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