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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本与人本论析 近年来，胡锦涛同志在坚持全党、全国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的同时，强调党的建设“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断重申党的各级领导干部 必须“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做到权为民 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注：胡锦涛：《在邓小平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04年8月23日。)，赋予了民本思想新的时代内涵。而在 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正式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以“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注：《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1日。)；这不仅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认识的深化，同时也是对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人本精神的 深刻反思和理性选择。 然而民本思想与人本理念的内涵颇易混淆，人们对以民为本(民本)与以人为本(人本) 这两个概念的解释至今尚无一个普遍认同的定义，在这种情况下，“最好使用发生学的定义，解释被定义事物怎样进入科学范围和怎样在那里采取了它们具有的形态”(注：[ 英]F．C．S．席勒：《人本主义研究》，麻乔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 页。)。本文尝试以此视角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人类政治文明中的人本精神作对比分 析和相关阐释。 　　　　一、“民本”与“人本”思想探源 我国传统的民本观念是相对于君本、官本而言的，其原意是指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 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而提出的一种“以民为国家之本、以民为政权之基”的统治观，其基本思想主要表现为重民、贵民、爱民、仁民、安民、保民、利民、富民、便民等， 并要求统治者顺民之意、从民之欲、恤民之苦、惜民之力，从而博民之心、取民之信， 进而求王位之稳固、谋国家之安宁。一般认为，民本思想萌芽于我国殷周时期，其词源肇始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注：《尚书．五子之歌》。)以及“民者，君之本也” (注：《春秋谷梁传．桓公十四年》。)等古训。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注：《孟子．尽心下》。)；荀子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 ”(注：《荀子．大略篇》。)，其将君与民的关系提升至“立君为民”的高度；贾谊曰：“国以民为本，君以民为本，吏以民为本”(注：贾谊：《新书．大政上》。)；黄宗 羲曰：“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注：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王夫之则提出了“君以民为基”、“无民而君不立”的思想。经过历朝历代诸多明君贤臣和思 想家的不断阐述、解析，“民本”逐渐形成和发展成为较系统的国家治理思想。由于时 代及阶级的局限，古代统治者推崇民本思想的根本目的和价值追求是为了维护、巩固及强化皇权，“民贵君轻”的宣言难以掩饰“君贵民轻”的本质，“君本”为实而“民本 ”为虚；但是古代民本思想中却蕴涵着丰富的治理谋略和政治智慧，揭示了深刻的执政规律，且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客观上发挥了积极的社会作用。因此，弃其糟粕、取其精华 ，从我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中汲取合理内核，赋予民本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并力求与人类现代政治理念相结合，无疑是我国执政党创造性地发展有中国特色并适应中国国 情的执政理念的宝贵思想资源。 “人本”理念是相对于“神本”、“物本”而言的，最初属于哲学范畴，之后人本观 念才逐渐被扩展到政治、经济和管理等领域。人本观念萌芽于古希腊时期，苏格拉底时期“人就代替了自然而变成了思辩的中心”(注：[法]罗斑：《希腊思想和科学精神的 起源》，陈修斋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第163页。)；在晚期希腊哲学研究中，“形而上学隐退到幕后去了，个人的伦理现在变成了具有头等意义的东西”(注：转引自[英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291页。)。 “人本”与西方人本主义(或译为人文主义、人道主义)、意志主义、实用主义、存在主 义及人格主义等思潮存在着密切联系，关于其词源学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大多数学者认为“人本”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本主义”(拉丁文Humanitas、英文Humanism或希腊文 Anthropos、英文Anthropology等)存在内在联系，人本主义思潮为资产阶级颠覆神权及打破封建精神枷锁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启蒙运动时期人本思想逐渐系统化，当时的 思想家主要从人的思维和理性的视角，论证人的主体地位、倡导人的主观能动性，并开 始涉及人本伦理及民主法治制度的探讨。时至现代，人本思想发生了重大的理论转向，思想家们不再纠缠于对人的形而上学式解释，而主要偏重于对现实人的生存方式及生活 价值的关怀，主张从人的现实境遇、内心世界及文化境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