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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上电视与知识分子的缺席 主讲人：陈皓钰 邮箱：haoyue1137@163.com 2013年5月 由于《百家讲坛》近年的火暴,学者能否上电视、电视可否造就明星学者、学者与电视应该是怎样的关系等问题又一次被推到舆论的风口浪尖上。在这些相关问题的讨论中,虽然也有人发出了与众不同的声音,但学者上电视利大于弊似已成为总的舆论导向。 陈丹青先生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不仅指出了学者上电视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而且做出了如下推想“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和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在此基础上,他还为学者上电视找到了一种学理的依据“我来开一份小小的名单:二战前后欧美一流知识分子、艺术家和学者,都曾经高度重视媒体。譬如大诗人庞德、大哲学家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大学者约翰·伯格、大哲学家及思想史家以赛亚·伯林等,均深度涉入公众媒体,不仅利用媒体,而且还是他们在事业鼎盛期或晚年的重要工作。萨特失明衰老后,放弃写作,全力主持电视节目,向全国和全欧洲人民说话,一说就说了10年。约翰·伯格在BBC主持多年系列节目,几乎影响到20世纪70年代后的欧美文化形态。 由于近些年陈丹青在公共领域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与日俱增,他的思考与发言也就具有某种权威性。然而,如此一来,也把复杂的问题进行了一种简单化的处理,因为在进入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对如下前提作出追问: 同样是上电视,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有何不同? 西方学者如萨特等人是作为知识分子介入电视的,中国的学者在进入电视时究竟以何种身份出场? 知识分子固然不应该拒绝媒体,但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对作为电视的媒体存有戒心? 我们固然可以假定鲁迅和胡适活到今天可以坦然上电视,但他们上的是谁的电视?是中央电视台还是鲁迅和胡适等知识阶层开办的电视台?《百家讲坛》能够接受鲁迅的价值观吗?鲁迅在《百家讲坛》之类的电视节目中能够寻找到自己的话语表达空间吗?如果不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作出清理,我们所作出的相关判断就会变得轻率和草率。 基于如上理由,我觉得有必要进入学者与电视之关系的更为复杂的格局之中。 根据相关研究,学者一开始介入电视的方式大体有三: 一是创意策划,这种策划并非成熟的策划,只不过是凭借感觉给节目出点子,提想法。由于点子被当做秘密武器多次贩卖,以致催生了一批面目相似的电视节目。 二是撰稿,这算是一种深度介入,其作用等同于枪手。 三是做嘉宾,如《实话实说》栏目中的学者嘉宾和《今日说法》栏目中的法学专家,其作用也各不相同。 凌燕、李正国:《学者+电视=?》,载《青年记者》2001 反思 在第一种方式中,学者应该只是创意策划的参与者之一，他们的点子或许催生了某类电视节目，却不能保证电视节目按其预想的构思发展。 第二种方式无须多谈,因为所谓撰稿大都是命题作文,学者在既定的主题之下展开思考,可供其发挥拓展的空间已非常有限,很可能他只能在写作技术的层面尽其才尽其用。 第三种方式与前两种略有不同,原因在于学者从幕后走到了前台。但以嘉宾的面目出现,学者只能成为节目的配角。这就意味着在既定的话题之下.他无法完整地呈现自己的想法。而在更多的情况下,专家学者的被邀请只是为了增加话题的权威性和可信度。这时候,学者有可能成为电视节目的摆设。即使是在以学者为主角的访谈类节目中,学者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呈现自己的思想也大可怀疑。 “我参加过中央电视台的专家访谈节目,策划人事先早已确定了节目的基调,我基本依据写好的步骤和要点说话,几乎不可能使用学术性语言,20分钟的时间也不可能谈出多大深度。还有电视台的记者采访,回答只能是简单的几句话,那些话绝对是常识,用不着由教授出面来讲,只是为了增加权威性。教授在这里变成了一种电视台的工具性符号。”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陈力丹先生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我们再来进入学者与《百家讲坛》的关系网中,许多问题或许就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从表面上看,学者进入《百家讲坛》开坛讲课是与前三种方式大不相同的一种形式,因为这时的学者既不是幕后策划者也不是作为嘉宾的点缀者,而仿佛就是电视节目的主人—他可以用45分钟的时间从容展开,详细讲解,这一次讲不完还有下一次,但长时间成为镜头中人并不能保证他主体性的发挥,因为讲什么和怎样讲并不是学者可以自己做主的,而是受到《百家讲坛》制作理念、节目定位等方面的诸多限制。 感谢“百家讲坛”的编辑们。他们其实是一个“教练组”—魏学来、兰培胜、林屹屹,“主教练”是张长虹。他们很耐心,很专业,很辛苦,也很善于学习。他们是电视传媒的专家,对电视的观众需求、兴趣等也很有研究,所以能在你讲话习惯中发现哪些是观众欣赏的,哪些是观众不喜欢的。他们不仅要改正你讲话习惯中的不适合部分,还要时常给予鼓励。不仅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