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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的投资行为 分类：调研随笔 扩大内需，拉动消费，只对有着稳定收入来源的阶层是有可行的建议，对收入来源不稳定且收入很有限的9亿中国农民来说，他们手中的那点积蓄得之不易，用之必须谨慎。我们不能为了应对中国暂时出现的经济危机，而让农民放弃了长远考虑。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让农民更多长远考虑更多稳健的生产性投资和生存性考量，是中国未来相当长时间都应坚持的方针。 一、 在贵州湄潭农村调查期间，发现农民建造新房积极性很高。到达聚合村的当晚，到村支书家拜访，正好有几个外出务工返乡村民与村支书商谈开发建房的事情。聚合村村小旁新修的水泥公路边同时有约10家新楼开建，另有数家新楼已经落成。聚合村农民早在1990年代初开始外出务工，1995年前后形成高峰，一直延续到现在。2000年以来聚合村兴起修建楼房的潮流，到我们调查时的2008年底，这个潮流达到最高。 当前农民修建楼房最为积极，与金融危机导致大量农民工返乡有关。部分第一代外出务工村民决定不再外出，而拿出多年积蓄修建楼房，一是安家，二是希望将楼房建在路边做生意。还有村民虽然还要外出务工，但家里的旧房早该换了，只是过去务工忙，没有足够时间建房，现在工厂开工不足，请假容易，便借春节临近，提前请假回来建房，然后再外出务工。 促使农民建房的动力显然不只是农民工返乡。与聚合村相邻的清江村是新农村建设试点村，政府为按规划和规格修建的每户住房提供7000元奖励。清江首批参加新农村建设试点的40户都已获得这个奖励。新农村建设规划将住宅集中建在一起，可以节约土地，形成居住规模，住宅规格是由政府统一设计，按这个规格，建一栋新房至少要花15万元。农民一次性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就只好借贷。清江新农村建设首批40户，只有2户建房未贷款，其余38户都为此借贷。 政府鼓励农民按规划和一定的规格建住宅，应该是好事。这不仅可以节约土地，而且这么多高规格住房摆在一起，可以显出新农村的样子。尤其在当前金融危机的形势下面，建房还可以拉动内需，农民借贷建房有助于应对当前因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困难。 农民建房基本上是依靠外出务工收入。他们外出务工多年，年龄比较大了，务工已经不具备年龄优势，父母已老，子女又开始长大，因此考虑务工以后的退路。在既无技术，又无雄厚资金的情况下，在城市安家十分困难。回到农村依靠人均不足一亩地也是富不起来的，甚至难以维持温饱。因此，外出务工多年，在多次的长久的犹豫之后，还是决定投资做生意，现成的主意是开百货店，而若将住房建在公路边上，就可以顺便开个路边店，就每天可以多少有些收入。开店并非就不种田，种田之暇又开店，有了务农和经商（开店）两笔收入，生活就容易应对过去。 这样看来，农民在路边建房的行为是一种生产性的投资行为，是深思熟虑的结果。相反，为得到政府7000元奖励而按高规格借贷修建住宅是消费性投资，因为集中建在一起的住宅并不能用于开店，而仅仅是居住。吊诡的是，因为建房借贷要还，新房建成之日也是户主外出务工以赚钱还贷之时。新房建成却往往人去楼空，农民无暇居住。 建房就要占地，村道两边的农田都已经承包到人，是“生不增，死不减”的承包地。贵州自分田到户以后就没有调整过土地，因此，分田到户以后出生或嫁进来的人口都是没有耕地的“黑人”。因为村道两边可以建房，因此产生了较其它农田所没有的级差地租，村道两边土地的户主就不愿意将土地换到其他农田，而宁愿将地权变现。目前聚合村村道两边的土地价钱为每亩8000元，村里计划进一步对村道两边的土地作出规划，经过镇土管所批准，以每亩8000元将农户土地买来，通过“三通一平”的基础设施建设，再以50元/m2卖给村民建户，村里也可以有一点收入。农民要在村道两边建房，就不仅要每个宅基向镇土管所交6000元占地费，而且要通过村集体向被占土地的农户交钱。 村集体以每亩8000元收回村道两边农户的土地，农户也都愿让出，因为8000元/亩是相当不错的价钱。目前，聚合村一般农田流转费用为每亩100斤大米，约150元钱，即使每年每亩的流转费增加一倍，也才300元，需要20多年才能达到8000元/亩。有趣的是，虽然农户都愿意自己的土地被集体以8000元/亩收回，农户却是十分重视自己的土地权利，比如，在一农户家调查，问到1981年分田时每人分田亩数，妻子说是1.2亩，丈夫马上更正说是1.17亩，其中差了3厘田。在聚合村，听到无数次关于“黑人”的说法，就是没有赶上分田的新增人口，包括新出生人口和从外面嫁入的人口。 一方面是农户愿意将自己的土地长期出让，且价格并不高，一方面是农户对自己的土地权利十分重视，奇怪的是，聚合村却几乎没有发生过土地的长期流转，农户与农户之间的土地流转协议几乎都是口头协议，每年的流转价格随行就市，外出农户回来可以随时要回土地耕种，而租入土地农户也可以随时退租。村中全家外出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