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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魂的行走 ——丁方艺术的神性踪迹　 余 虹 　 　 　 内容提要：丁方的艺术以其特有的言语和画语呈现神圣之光降临神圣空缺之地的本土性悲剧经验，它立足于神性之维反省和批判对原始生命的自然迷恋和对大写之人的现代性自恋，以灵魂行走的方式走出民族性艺术和现代性艺术的局限，在艰难地走向艺术与神圣关联的途中，他的灵魂行走为中国艺术别开一神性的空间。 关键词：丁方 艺术 神性 　 　 在题为《灵魂之春》的一首诗中，乔治·特拉克尔将“灵魂”称为“大地上的异乡者”。对此，海德格尔说从表面看特拉克尔在复述一个古老而流俗的柏拉图式的观念，即灵魂归属于超感性的领域，而大地则是感性领域的象征，因此，在大地上，灵魂是个异乡者，不过，细心的读者会发现，特拉克尔是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使用这一流俗之见的。依海氏之见，特拉克尔的诗作一方面在感叹一个现代性事实：那本属于大地的灵魂的确成了大地上的异乡者，这不仅因为柏拉图式的偏见，也因为现代科技的肆掠，大地的现代化与灵魂的异己化是同步的。在今天，那曾经以灵魂为生命的人成了“充满冰冷的金屋”，他只有“动物的酷烈野性”，而“灵魂却寂静无声”，成了陌生的异乡者。另一方面，特拉克尔的诗作又反复歌咏灵魂在大地上的漫游，因为，那本属于大地的灵魂要在漫游中归家，并以此漫游来拯救作为大地的大地。[1] 中国艺术家丁方是这样一个“异乡者”，只不过，他之“异乡”比特拉克尔的“灵魂”还甚，因为他在一个比“西方”还要漠视灵魂的大地上漫游。在这片大地上，灵魂从来就是与鬼魂为伍的，它不属于生命，尤其在“革命”之后，它更是一种“虚无”。因此，丁方那些作为“灵魂行走”的言语和画语实在令这片大地上的耳朵惊异。 　 一、反现代性之道而行之 　 丁方曾对我谈到1980年春的一件事，那时他正在南京艺术学院读书，学校组织学生去苏州一带写生，丁方没有去苏州而是独自去了西北的黄土高原，他说：“当时我只感到苏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一种莫名的力量将我带到了黄土高原，从此我便被那片土地所吸引，以后数十年我不断去那里，在那里我找到了艺术的源泉。”在另一篇题为《山魂与人灵》的文章中，丁方如此写道：“自幼我就酷爱绘画。迄今为止，我已记不清自己曾去过多少名画家处拜访，曾在各种绘画学习班中度过多少时光了。但这一切在我踏上黄土高原之后，均变得微不足道：因为与高原所展示给我的前景相比，过去的一切努力，只不过是一系列低头看着足尖的不自明的摸索罢了。”[2] 自1980年始至今日，丁方多次去陕晋黄土高原、甘青黄土高原和青藏高原，[3]以至于他说他不能不去那里，只有在那里行走才能进入艺术，而他新近一篇回顾性文章的标题就是《我心在高原》。心灵在高原的行走是丁方艺术活动的特殊方式，离开了这一行走就没有丁方的艺术，也无法理解丁方的艺术。于是，我想问：对丁方来说，心灵在高原的行走是一种什么样的行走？这一行走何以成就了丁方那令人惊异的艺术？ 通常，我们会将此一行走看作城里人下乡采风猎奇，最多将其理解成一种返朴归真的实践，而丁方在高原的行走却是另一种行走，一种在名叫“中国”的大地上从未记录过的行走。在丁方数次的灵魂行走中，我们可以看到两次“出离”和两次“走向”。第一次是出离现代城市走向高原和古代城堡，第二次是出离高原和古代城堡而走向雪峰、光源和教堂并同时重返现代城市。如果说在第一次出离和走向的途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丁方的同路人的话（80年代以来的寻根艺术和乡土艺术），在第二次出离和走向的路上则只有丁方孤独的身影（神性艺术）。丁方艺术的意义基于这两次“出离”和“走向”，尤其是第二次。 接下来的问题是：丁方灵魂行走中的两次“出离”和“走向”以及它所导致的艺术现象究竟意味着什么？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首须注意丁方灵魂行走之最初出离的地方：现代城市。现代城市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是被现代化的地方。“现代化”是一个特殊的过程，它也有一个内在的出离和走向，现代城市是此一出离和走向的终点。所谓“现代性”在我看来就是最终造就现代城市的历史进程，而现代城市就是现代世界的象征。 于是，须进一步追问的是：作为现代化的“出离”出离了什么？出离了人的存在之根。人的存在之根是什么？是人与自然“神秘”的关联和人与价值“神圣”的关联。在谈到“人的存在”的时候，海德格尔用了一个特殊的词：“此在”（Dasein）。“此在”之“此”（Da）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这里那里”和“这时那时”，也不是古典哲学所理解的“具体个别性”，而是指人存在的“先在关联性”和“先在有限性”。海德格尔的“此在”论是直接针对笛卡尔以来的“人”论的，后者将“人的存在”理解为“孤立的意识”和“纯粹自由的主体”，即“我思”。笛卡尔式的“人”论的要害在于：人被设想为无须关联他者的存在主体，他与他者的关联不是他存在的先在基本结构，不是决定其存在的基础，人与他者的关联仅仅是由人的意识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