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政府的目标研究_16_20.pdfVIP

第一章 法治政府的特征 才同时促进了法律在这些领域和其他领域的逐步健全、完善。 1.3.2.2 官民关系从只可 “官告民”到亦可 “民告官” 中国法制史有几千年，诉讼制度也有差不多同样长久的历史。但中国法制史 主要是刑法和刑事诉讼史，民法和民事诉讼在中国法律史中位置很低，行政法和 行政诉讼则几乎没有地位。就“ 民告官” 的行政诉讼而言历代的法律没有禁止“ 民 告官” ，但法律的运行实际上只允许“官告民” ，而不允许“ 民告官” 。民告官个人 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更不用说民告官府了。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 次会议通过独立的《行政诉讼法》（试行），第一次规定人民法院可以按照民事诉 讼程序审理法律规定的行政案件（即民告官案件）。之后，1989年，七届全国人 大一次会议通过独立《行政诉讼法》，正式确定“ 民告官” 的行政诉讼制度该法于 1990年10月1 日起施行，到现在已有15年的时间。这15年来的运行虽然并不顺利， 曾有过各种各样的障碍和困难，但是这个制度毕竟存在下来，并且每年都在发展， 这可以从人民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数每年上升的情况得到说明：1990年，13006件； 1991年，25667件；1992年，27991件；1993年，34566件；1995年，51370件；1996 年，79959件；1997年，103234件；1998年，9. 8万件；2000年，86614件，2001 年，121008件。另外，据最高人民法院统计，1998—2002年间，被告败诉的行政 案件为145916件。 1.3.2.3 人事管理从实行 “干部制度”到推行公务员制度到实施《公务员法》 中国行政机关在人事管理上，过去长期实行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干部制 度” 。这种“干部制度”具有强烈的“人治”色彩：一个人进入国家行政机关任职， 以及到何机关任何职，均完全取决于组织的分配，组织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没有 个人的选择，更没有竞争。一个人在行政机关工作，当上“干部” 以后，其晋升、 提拔或调动工作也完全取决于组织（主要是组织的负责人），国家的需要、个人 的学识、才能和志趣则是次要的考虑因素。这种制度虽然在革命战争年代和新政 权建立早期超过积极作用但长期以来，整个国家工作人员的队伍的生机、活力也 被窒息，导致国家机关运转不灵，效率低下。特别是当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 体制转轨时，原“干部制度” 的各种弊端就更充分地暴露出来，以致于不改革人事 管理制度新经济体制就难以正常运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人事部门于1984 年成立国家公务员法研究起草小组，起草小组数易其稿，终于在1993年8月将方 案提交国务院常委审议通过，国务院以《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名称发布，在 11 第一章 法治政府的特征 人事管理很多重要制度的改革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2005年4月产27 日，第十 界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实现了对 政府公务人员的依法、统一管理，标志着我国公务员队伍进一步纳入法制化、规 范化管理。 1.3.2.4 政府和政府工作人员从只监督他人到自己也接受监督 根据中国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体制，各级人民政府均由国家权力机关产 生，接受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国家权力机关的监督是一种外部监督，除了外部 监督以外，政府内部还设立了专门的监督机关－监察部。对行政机关及其中工作 人员履行职责和遵纪守法的情况进行监督。由于当时各级人大的制度还不完善， 并没有很好地行使对各级政府的职能，从而对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法制监 督的主体主要是监察部。然而，到五十年代后期，监督部也被撤消。这之后直至 八十年代，一些单位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成了只监督他人而自己不受监督的特殊 “公仆” 。法治与权力制约、与监督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制约与监督的权力导致滥 用与腐败。孟德斯鸠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 一条经验。” 因此，必须“ 以权力制约权力”，否则“公民生命、必须要成为滥用权 力的牺牲品” 。 中国通过“文革” 的教训已深刻认识到对政府权力加以监督和制约的必要性。 因此，1982年通过的宪法，加强了各级国家权力机关对政府的监督力度，如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有权罢免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国务委员、各部部长、各委员 会主任、审计长、秘书长；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撤销国务院制定的同宪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