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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元济的现代商业理性与士大夫情结 南京大学编辑出版学博士研究生 周化铁 马克斯·韦伯将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归因于一种文化的力量——新教伦理，它所包含的经济理性主义（或谓之现代商业理性），否定了传统天主教一些教义，使资本主义精神成为新教徒的一种精神气质。正是这种精神气质，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张元济，这位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翰林大儒，在资本主义经济尚不发达的清末民初，以他固有的、流淌于血脉之中的传统士大夫情结，与现代商业理性成功融合，将那个时代的商务印书馆，塑造成为具有经典意义的资本主义企业。今天的出版人，面对张元济，面对当年的商务印书馆，无不感叹那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 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文化的力量和精神气质的作用之下，才令这个资本主义企业，至今都无法超越呢？ 一、理性主义之于西方文明 在人类社会进程中，几乎每一次社会思潮的涌动和文化现象的繁荣，并由此推动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无不闪耀着理性主义的熠熠光辉：从希腊的古典哲学到文艺复兴，从宗教改革到启蒙运动，从光荣革命到近代工业化浪潮，莫不如此。在理性主义思潮的洗礼之下，西方人逐步建立起至今仍然引领世界潮流的资本主义文明。 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理性化的资本主义核算”和“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是西方资本主义得以孕育发展的根本原因。前者的意义在于形成“理性的薄记方式”，后者是为了“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而现代商业企业的独立性得以确立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就是“理性的商业簿记方式”和“公有财产与私有财产在法律上的分离”。如果没有这两个因素，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就不可能发展起来。韦伯将这种可以称之为“经济理性主义”的东西，归结为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伦理”的产物，是普遍存在于新教徒文化心理层面的“精神气质”，并将之称为“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勤俭，禁欲，天职观，不仅是“新教伦理”的外化形式，也是“资产阶级文化”的基本内容。“事实上，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显然，韦伯从理性主义的角度，对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成因的研究，并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思维方法，即不认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确立，仅仅是社会化大生产、即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结果。那些在西方社会中潜在着的某种“精神气质”，被宗教改革呼之而出，称作“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理性”，才是西方走向工业化的真正动因。换句话说，“现代商业理性”的觉醒，对资本主义的形成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纵观理性主义在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作用，再来看韦伯的这些观点，为我们研究商务印书馆成为实力强大的——在那个时代也是具有典型意义的——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因，提供了一个新视角。因为我们难以用经济基础、生产力发展水平之类的道理，去解释今天的出版企业为什么无法超越那个年代的商务印书馆。既然一种社会群体的“精神气质”所形成的“文化的力量”，能够推动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那么，一个或几个人的“精神气质”造就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就会成为可能——那个时候，工商业的整个制度体系尚未建立，商人和企业主可以根据各自的理性，建立“理性的资本主义核算”和“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那就让我们顺着韦伯的思路，去看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看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带领商务取得成功的那个群体的“精神气质”，我们或许得以一窥“张元济们”为塑造商务这个经典所展示出来的“文化的力量”。而商务，作为时代精神与文化的传播者，为不止一代人提供了思想和理性的工具，是否也为那个后来被称为“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的形成，提供了“文化的力量”呢？我们或许还可以再想一想，今天，生产力和经济基础都远远优于那个时代的今天，又是在什么样的“文化的力量”之下，使当年那样的商务印书馆和那样的“张元济们”没再出现？ 二、张元济理性思维的早期形式 张元济于大变动时代，从科场进士，演变为一个资本主义企业的成功管理者和文化商人，有一段理性主义思维方式的形成过程。从1892年之后，特别是戊戌变法前后张元济的言行细节之中所体现的心态特征，我们可以发现他理性思维的早期形式。 按一般人的理解，26岁高中进士，先在中央政府的刑部供职、后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总理衙门，娶前军机大臣、兵部尚书许庚身的女儿许子宜为妻，可想而知，当时的张元济，应该是春风得意的。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低调内敛、游离于官场习气之外、自成一格的张元济。即便是在甲午战争前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知识界报刊林立，各种学会团体活跃空前，前有陶然亭、松筠庵聚会，后有京师强学会，张元济虽与其中的活跃分子颇有交往，也参加过一些活动，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