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新生活的颂歌【荐】.docVIP

八、新生活的颂歌 1.50年代初期诗歌的主潮 新中国的诞生，迎来了中国诗歌的新岁月。一种以颂歌为主的诗歌潮流占据了诗坛，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延续到新时期之初，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启示和深刻的教训。 建国初期，不论是在国统区获得解放的诗人，还是从解放区进入到大城市的诗人，乃至解放后刚刚登上诗坛的青年诗人，无不怀着一种成为国家主人公后的喜悦，热烈地歌颂新中国的崭新面貌和各方面取得的建设成就，歌颂领导中国人民前进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艾青的一段话可以代表诗解放后人们的心境：“我们告别了苦难的岁月。/我们走上了新的路程。新的时代需要新的歌声。/过去唱着悲愤与抗议的诗人们，进发出了新的热情，歌颂新的国家，新的生活，歌颂胜利了的人民。”艾青的叙说，也为我们阐明了颂歌产生的社会背景。 这一时期的颂歌有着鲜明的思想特征和美学规范，是“五四”新诗诞生以来一次明显的变异，但在内容和诗人情感表达上又有着紧密的承袭关系。即诗人们仍把关注社会重大问题作为己任，为社会的巨大变革尽情放歌。但诗人各自的情感领域则相对缩小，艺术手法也趋向单一，以更多的艺术共性代替了多彩的艺术个性。具体说来，有以下几个特点： 题材的广泛性与约定性的结合。50年代初期的颂歌内容十分广泛的，既有对党和领袖及社会主义祖国的歌颂，又有对工厂、农村、建设工地、连疆哨所各行各业先进人物和新的生活面貌的赞歌。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发生，又增添了不少对志愿军英雄人物和事迹赞颂的诗篇。这些诗歌以颂赞新时代、新生活作为主旋律，对社会阴暗面的暴露和对社会矛盾揭示很少。这就严格约定了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层面和事物必须是光明的，积极向上的。这是“五四”新诗所不曾发生的一种主导创作倾向。 说到歌颂新生祖国、歌唱党和领袖的诗作，当时影响较大的有郭沫若的《新华颂》、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艾青的《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和公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颂歌》等。作为新诗奠基人的郭沫若，曾在黑暗中呼唤火中凤凰的再生，渴望人民中国的诞生，但当其理想变为现实时，他却走入了概念化的窠臼。尽管心潮澎湃，唱出的歌还是用的抽象的带有骈骊特点的语言：“人民中国，屹立亚东。／光芒万丈，辐射寰空。／艰难缔造庆成功，／五星红旗遍地红。／生者众，物产丰，／工农长作主人翁。”倒是他稍晚些时写的《骆驼》和《郊原的青草》诗味更浓。甚至他怀着满腔政治热情在50年代后期写的《百花齐放》，虽有具体物象作依托，但多是政治观念的化身。而具有充沛的激情，艺术上又有较强形象性的当属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他曾在30年代写过象征味儿很浓、调子轻柔的《预言》和《爱情》等小夜曲，到解放区后诗风为之一变，写出了《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和《生活是多么广阔》那样明朗欢快的诗作。但从诗的宏伟气势和内在力度来看，自然都比不上《我们最伟大的节日》。这首刚目睹了开国大典盛况就由诗人挥洒成篇的百余行的抒情诗，以形象的语言描绘了新中国诞生对世界的震动，以及广大群众对党的领袖的无比热爱和继续前进的雄心壮志。诗人一开始就发出宏亮的歌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隆隆的雷声里诞生。／／是如此巨大的国家的诞生／是经过了如此长期的苦痛／而又如此欢乐的诞生，／就不能不像暴风雨一样打击着敌人，／像雷一样发出震动世界的声音……”诗人以生动的比喻概括出了新中国诞生的伟大意义，内心的激情进射而出。但由于作者对社会生活体验的不足，思想艺术成就还达不到应有的高度。而诗人1954年写的《回答》，更是一首意蕴深邃的杰作。诗作“非常真实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苦闷，他们热爱新的生活，却又不能放弃个性，特别是与生命扭结的长期养成的审美习尚——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取得意外的成功”。 在歌颂新生活方面，李季、闻捷描绘石油战线和新疆少数民族地区生活的作品为诗坛吹进一股新鲜气息。他们那种叙事性较强的生活短歌，为青年诗人开拓了一条描写生活光明面并追求一种意境美的情境诗所走的路子。如邵燕祥写公路建设的短章，梁山泉、雁翼写巴山蜀水工地生活的作品，公刘、白桦等写部队营地生活的赞歌，严阵写江南农村生活的诗章，从中可以看出一条清晰的脉络。 热烈明朗的调子与绚丽多彩的着色相统一。基于颂歌在内容和题材上的规定性，这一时期的作品，调子是热烈而明朗的，色彩是绚丽而多彩的。诗人们把对光明的礼赞，采用一种响亮的音响和艳丽的着色来表现。如艾青开国前夕写出的《国旗》，诗人称它是“美丽”、“庄严”、“革命”、“团结”的旗，是“四颗金星／朝向一颗大星／万众一心／朝向人民革命”，以热烈奔放的语调表达内心的挚爱之情：“我们爱五星红旗／像爱自己的心／没有了它／就没有了生命”。虽比之他在建国前写的《黎明的通知》等形象性略显薄弱，但诗人炽热的情怀还是可感的。 在歌颂新中国诞生的颂歌中，胡风的《时间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