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docVIP

孔明安：“后马克思主义”研究及其理论规定 一? 谈论“后马克思主义” （post-Marxism），首先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界定“后马克思主义”。目前国内对“后马克思主义”概念的研究和理解上已经出现了分歧。国内有的学者提出了“后马克思思潮”、“晚期马克思主义”和“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三个范畴来框定“后马克思主义”理解中出现的不同视角和派别。1还有其他研究者提出了对“后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划分和看法。2我们认为，在研究伊始，对这一派别做一概要的划分很有必要。但重要的是找到“后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派别的根本特征，并依据这一特征使之能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等派别区别开来，进而廓清“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本质，并展开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基于此，我们倾向于对“后马克思主义”做一简单划分，即从把广义和狭义这两个视角来划分“后马克思主义”。 首先，先谈广义上的划分。我们认为，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主要指的是建立在西方后结构主义或解构哲学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批判和研究的最新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它包括国内学者多已熟悉的西方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lt）、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和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等等。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这些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批判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也就是说，他们主要是立足于解构主义和后现代的立场，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概念及其理论进行批判分析，这一点在德里达、鲍德里亚和利奥塔那里表现得最为典型。如德里达的解构哲学及其方法试图彻底摧毁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因此，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及其方法自然也包括在其解构和摧毁之列；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在其早期还试图沿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发展马克思主义，但到了70年代中期之后，他在《生产之镜》一书中，试图从“符号价值”和“象征价值”视角来动摇马克思哲学的根基，尤其是马克思的“生产方式”概念及其唯物主义的理论。利奥塔更是非常典型的一个“后现代论”者，他对宏大叙述和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的攻击已众所周知。然而，对于如何发展马克思主义，这些解构哲学家并没有给出什么明确的具体方向，也没有进行任何学术上的努力和建构。 把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奠基于后结构主义的基础之上，当然主要是从学理和逻辑上所进行的划分，这也就是为什么“后马克思主义”被称为“Post-Marxism”，而非“after-Marxism”原因之所在。像英国学者麦克莱伦（David Mclellan）所著的《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显然是从时间上对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追踪研究，其显然是在“after”而非“post”的意义上之所为。另一方面，对“后马克思主义”所进行的这一逻辑划分，并不说明在时间上对“后马克思主义”这一左派思潮没有限定，我们认为，这一时间大致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尤其是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标志着广义上“后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五月风暴”也是划分西方各种思潮的重要分界线。显然，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广义界定，虽然名为“广义”，但其实已经把当代西方的某些左派思潮排除在外了，如当今著名的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的哲学思想。因为无论从那一角度看，哈贝马斯并不赞同德里达等学者的解构哲学，而是主张他的“交往理性”等新理性哲学思想。因此，尽管哈贝马斯试图“建构”和“发展”自己所谓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他还专门著有《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但由于其思想与解构哲学思潮格格不入，自然也就不应该被划入广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应该说，对“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广义上的划分，与国内学者提出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这一概念，在具体的规定和外延方面相当接近，但我们并不主张在“后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之外产生更多的概念，以免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和理解上的困难。当然，我们也不同意国内有些学者把哈贝马斯（J. Habermas）这样的社会批判理论家，或保罗·利科（Paul Ricoeur）这样的解释学家划入后马克思主义之列，因为如果这样，“后马克思主义”的外延就显得太大，成了什么都可以“装”“填”的“大口袋”。[1] 其次，我们谈一下“狭义”角度的划分。应当说，狭义上的“后马克思主义”的规定是非常明确的，它是由英国著名学者拉克劳、墨菲于1985年出版的《霸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率先正式提出，并逐渐扩展到其他领域的一种理论思潮。在该书中，拉克劳、墨菲通过对“霸权”（hegemony）问题的谱系学考察，试图在批判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重新建构“多元、激进、民主”的左翼政治理论，并正式把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新“发展”命名为“后马克思主义”。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讲，狭义上的“后马克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