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docVIP

告别一位老知识分子远去的背影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 7月11日，98岁高龄的国学大师、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辞世了。 国有一老，如有一宝。季羡林先生因为他的国学学养和真诚人格，在学术界受到广泛的尊重，如今他驾鹤西去，是中国学术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曾经有许多次机会向季老表达我们的敬意，我们也确实在许多场合向这位大师表达过敬意。但是当季羡林先生真的告别我们的时候，这一切都显得微不足道。我们甚至会怀疑我们曾经表达敬意的真诚，以及老人接受敬意时的心情；我们也会忐忑地想起老人面对晚辈做的错事和傻事，满脸宽容背后的无奈。此刻，我们所有能做的事情，就是追忆、怀念和学习。 我们追忆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在追忆一个大师辈起的年代。人们往往用自身的勤勉来作为成长的理由；但是有的时候，环境能够决定给予人们更多成为大师的机会。这种环境并不能简单的用贫穷或者富裕来概括。大师辈起的年代，是一个充满问题的年代，也是一个尊重知识、宽容“异端”、追求平等的年代。自20世纪初开始，中国知识界在不断与历史争夺这种机遇。而令我们景仰的学术大师们，恰恰就产生于每一个转瞬即逝的机遇中。 我们怀念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怀念一个“以学术为业”的群体。无论陈寅恪、傅斯年，还是钱钟书、季羡林，这个群体中每一个人都是以一种偶然出现，而走向一种必然。马克斯·韦伯说，在失去了神圣性和价值统一性的世界上，以学术为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独立的思考。当然，所有的独立思考都需要巨大的勇气和冷静的观察。今天的多元化社会，铸造着多元化的个人，终生以学术为业，并且能从其中找到乐趣和力量的人恐怕已经不多了。 我们学习季羡林先生，实际上是学习一种独立、自尊、诚实和执著的品行。无论在“文革”年代、在改革开放中、还是功成名就的晚年，季羡林都在不断向自己提出问题，进行反思；无论在佛学、梵文还是宗教的学术领域，季羡林都在将一个问题执著地研究到底。这是知识分子难能可贵的一种品行，也是一种有现实意义的品行。尤其在当代中国，象牙塔中也不平静。商业主义和权力文化空前做大、浮躁悸动的情绪蔓延，季羡林先生用他自己的言行给我们提出了汗颜的问题。 追忆是为了记录，怀念是为了寻找，学习是为了再造。中国的知识分子其实很简单，他们已经放弃了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历史自觉，仅仅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象牙塔中传道授业。但是知识分子又很重要，因为他们是创造文化、重建价值的一个群体，也能够引导人们的认知和行为，制定对话和交流的规则。 在繁荣和发达的年代，当我们面对着经济利益、学术不端、甚至是学术交易的诱惑之时，对大师的追忆、怀念和学习能否在每个知识分子的内心产生某种共鸣？而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是否能够永远成为这个社会的最高行为规范？ 季羡林先生走了。大师难再，修齐治平恐成绝响；后生可畏，慎笃勤温似已惘然。 季老远去，我们还有大师吗？ 季老走了，人们怀念，回忆，追思；大师生平，历历在目，大师学问，深不可测，大师品格，高山仰止。 虽然季羡林不承认自己是大师，但我们还是称他大师，一是显得我们重视文化，重视文化人；二是让外人知道：你看，我们还是有大师的。 大师走一个，少一个，大师有减无增，这叫人着急的。这和泱泱大国的气派不符，跟GDP世界前三的盛世气象不符。 虽然，我们可以钦定大师，“大师工作室”的牌子一挂，“大师”往牌子前面一站，让照相机、摄像机一阵猛拍，大师就诞生了。 渴望大师，可以理解，但如此猴急地制造大师，是对大师的轻慢，甚至是侮辱。这种时候，真正有大师气度、大师品格的人，恐怕就要害怕自己跟“大师”有瓜葛了，要设法与“大师”划清界限了。“大师”日见众多之时，季老曾郑重声明，不接受人家给他戴上的“大师”帽子。 季老的走，至少让人明白一个道理：越想当大师，越是以大师自居，人家越不承认他是大师；越是不想当大师，公众越是认你为大师。 季老远去。我们从大师的背影收回目光，我们惘然：哪里还有大师？我们还有大师吗？ 也许，首先要回答的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大师？是装点盛世？是显示政绩？是用大师的精神滋养我们的心灵，还是借大师的名声光耀自己的门楣？ 如果我们真的需要大师，那就从无声的土壤开始。每一棵参天大树，都是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就从爱泥土开始吧，就从清理土壤，为土壤增加养分开始吧。 如果我们真的爱大师，我们自己愿意做泥土吗？没有名声，没有报答，没有所谓“成功”的光环，只有默默付出——我们有这个耐心吗？我们甘于寂寞吗？如果没有，那就不要奢谈爱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