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丁日昌在台湾的吏治整顿.doc

略论丁日昌在台湾的吏治整顿 林其泉 （一） 特别注意对台湾吏治进行整顿，并不是丁日昌随意想起来的，也不是为讨好群众而装装门面，乃是针对当时台湾吏治腐败不堪的局面而提出来的。 清初统一管理台湾后，先后从大陆派了大批官吏到台任职。不可否认，到台任职的官吏中，不少人是廉洁的，为台湾同胞办了不少好事，对开发和建设宝岛做出积极的贡献，深受台湾同胞的称道。但也有相当一部分官吏，把台湾视为“乐土”，把到台任职看成是个“肥缺”，考虑着如何去捞一把。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即使原来是“好官”，也未必能办出好事来，更何况有的本来就是贪得者。加上台湾孤悬海外，山高皇帝远，鞭长莫及，对某些贪吏说来，正是绝好机会，可以放手地去贪。有的人开头时还视台湾为畏途，到台后很快发现，那里对自己大有利可图。因此，那里早就贪虐成风。“文职自道府以至厅县，武职自总兵以至守备千总”，各显贪得神技。他们采用“婪索陋规”，“每年盈千累万”（见《彰化县志》，“御制平定台湾告成热河文庙碑文”。）。有的文武官员“只知饱欲壑”，不管台胞死和活。鸦片战争后，中国政治腐败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台湾“官吏之不肖”情况越发严重。署过台湾道的徐宗干曾这样说过，那时全国各省“吏治之坏，至闽省而极，闽省吏治之坏，至台湾而极”（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官牍卷四、卷五。）。那里阛扉人满，“淹禁累累，死者固求其生而不得，生者且求其死而不能。黑狱沉埋，罪未定而幽瘦闭毙者，亦不可胜计，怨气充塞”。一般官吏，总是避张皇之名，以苟安为镇静，而所谓“能干官员”，则专用火烈畏民，即为除暴安民，而以暴攻暴，陈陈相因，积重难返（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官牍卷四、卷五。）。那些贪官暴吏，在政治上压迫台湾同胞，骑在台湾同胞头上拉屎拉尿，作威作福；在经济上榨取台湾同胞，强迫台湾同胞要交纳繁重的捐税。鸦片战争前后，单“正供”便已使民间有“敲骨吸髓之苦”，其他各种名目的勒索就更多了（徐宗干：《斯未信斋文编》官牍卷四、卷五。）。官吏们有时也讲得很好听，但他们多是靠食言而爬上高位，靠食言而肥壮起来，他们有了权势之后，充分利用权势，瞒上压下，草菅人命，野蛮而残忍。历史记载得清楚，台湾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人：一是趾高气扬的特权者，一是如牛似马的平民百姓，到处是贪吏横行无忌，百姓怨声载道。 丁日昌到闽任职前后，台湾官吏贪暴之风似更为严重。丁氏前任的沈葆桢曾恼怒地指出，台湾蠹役盟踞，械斗迭见，学术不明，禁令不守，官吏贪赃枉法，勒索陋规，班兵各分气类动辄聚众斗殴等，给台湾带来极大祸害（转引黄大受：《台湾史纲》，台北三民书局第158页。）。丁日昌经过调查了解之后几次说了这样的话：“台湾吏治黯无天日，牧令能以抚字教养为心者不过百分一二，其余非耽安逸，即剥削膏脂”（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这是封建官员丁日昌讲出来的，自不会夸大。民谚有句说：“十个官吏九个贪”，虽有点夸张，但不失其实。丁日昌的话与民谚不谋而合，就因为都有事实根据。且看事实：台湾府知府凌定国、副将周振邦在建造安平炮台中，竟合伙侵吞工料费，克扣民工工钱，两年中达一万四千多两（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嘉义县由于税收繁重，不时造成人命案，“嘉义百姓久在水火之中”。知县杨宝吾，因系贪得者，日昌把他撤了，换了一个新的知县叫何銮也不是好货仍收陋规，仍欺压百姓，“一官新正势必税差四出堕突叫嚣，鸡犬无声，民不安枕”，过去由于加重税收造成人命，何銮复敢尤而效之（丁日昌：《抚闽奏稿》三，“参撤嘉义县片”、“惩办蠹役片”、“殄除民害片”、“员弁纵贼殃民从严惩办疏”。见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七十七种：《丁中丞（日昌）政书》，（后同）。）。总兵张升楷，自己冒领役夫津贴，部属滥募市井之徒充数，以致军队不得力（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再赴闽疏”。）。下淡水都司陈捷升，滥委汛防官员，而受委者随意抽收赌规（实与窝赌抽头无异），陈捷升不据实禀揭，“有心狥护”（丁日昌：《抚闽奏稿》四，“侵吞工费革职追办片”、“整顿台防营务片”、“淡水都司即行革职片”、“守备嘉朝泰革职片”、“请派大员督办台务疏”、“保奏孙思敬片”、“拟遵旧章轮赴台湾巡查片”、“后山番务已靖俟假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