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鸿保：社会学中人类学传统.docVIP

胡鸿保：中国社会学中的人类学传统 从社会学在中国的近百年学科发展史来看，其中始终蕴涵着一种人类学的传统。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20年的社会学“重建”，这种早年的传统也在新的氛围中得以延续并发扬光大。本文拟扼要考察这种学术传统并尝试对其成因略作分析，以求正于各位同行。? ?? ?? ?? ?一、19世纪欧洲的社会学与人类学? ? 社会学和人类学作为两门独立的学科，都形成于19世纪欧洲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趋激化，使得维持社会正常运行和发展的问题变得突出而引人注目。于是，社会学“作为从整体上和从发展机制上对社会进行综合具体考察的学科就应社会的这种需要而出现了”（注：贾春增主编：《外国社会学史》第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年。）。人类学则出于社会对不同族群（体质形态及社会文化彼此相异的人群）增进理解的需要而萌生并逐渐发展起来。我们说人类学在19世纪中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得以形成，与欧洲各资本主义国家（稍后也含美国）到亚、非、澳、美等洲开拓殖民地有很大关系。（注：参阅黄淑聘、龚佩华：《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研究》第3～5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当然，以上仅仅是指学科形成之初的情形，其“约定俗成”的分野是：社会学以研究工业社会的社会运行为主，人类学和民族学以资本主义世界以外的异民族社会文化为学科对象。至于民俗学则是研究本族基层文化（民众知识或民间风俗习惯）和历史文化残余的。这种不乏欧洲中心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文化优越感，成为至今仍有学术影响力的传统观念。在东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同行的对话中，我们是不难感受到上述学科起源的历史身影的。（注：例如，费孝通就曾指出：社会学由于“出身不正”、“先天不足”，社会上对它存在偏见。见潘乃谷：《但开风气不为师——费孝通学科建设思想访谈》，载潘乃谷、马戎主编：《社区研究与社会发展》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 ?? ?? ?? ?二、社会学和人类学在20世纪前期的中国? ? 社会学和人类学同在20世纪初期传入（或谓之引入）中国。对于这两门学科策源地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中国既是一个前资本主义的异文化社会，又是一个有别于原始土著人的、拥有优秀古代文明和丰富历史文献的东方帝国。因此，批判地借用两门学科的合理成份来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服务，乃是一项具有现实意义的工作。比如对社会学来说，一方面认识到孔德一系的社会学是为维护资本主义社会的协调发展服务的，另一方面又认识到对于封建制的中国，它也可以是推动社会改良和进步的一个认知工具或武器；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则更成为饱含社会冲突的近代中国的革命理论指导。（注：胡鸿保：《对社会学中国化的历史透视》，载《云南社会科学》1992年第4期。）对于民族学或人类学，同样也有一个改造并使之适合中国国情的过程（注：周星、胡鸿保：《中国民族学的构成与特征》，载《宁夏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岑家梧先生当年就注意到了中国民族与欧洲民族的不同：“在中华民族内不存在异种人，中国也没有殖民地”，“我们所需要的民族学，和欧美殖民地式民族学有本质上的区别。”他还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学术背景出发，剖析论证了“中国化”的必要性。（注：岑家梧：《中国民族与中国民族学》，载《岑家梧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2年。）比如从方法上讲，西方民族学采用比较法是为了猎奇，处处求异，而中国民族学采用此方法则不是为了猎奇，乃是为了在各族文化中求同。李济先生则指出：民族学最初发生的时候是以全人类作为研究对象的，但是就它以后的历史发展看，事实上只限于研究欧洲人所谓文化较低的民族。这就有意无意地建立了一个错误的、以欧洲文化为最高境界的标准。在这种标准下工作的人无形中把这门学问的客观性毁灭了不少，结果是民族学的好些基本问题都看歪曲了。李济主张：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以人类全部文化为目标，连我们自己的包括在内，具体的计划就是先从自己的文化以民族学的方法研究起。至于方法，则还是要向欧洲民族学的先进学的，不过自己自然也应该时时刻刻想新的方法，推进这种研究。（注：参考李济：《民族学发展之前途与比较法应用之限制》（1939年），转引自张光直、李光谟编：《李济考古学论文选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 ? 另外，我们亦注意到张海洋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中，考证了汉文“民族”一词与西文nation等概念的复杂关系。（注：张海洋：《中国的多元文化与中国人的认同》，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6年。）他的结论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在20世纪初进入中国学术圈又被中国学者本土化，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解角度。张博士指出：“如果说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的话，那么，中国的语言就说明古人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