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关于历史课堂生活重建问题的思考.doc

教给学生有生命的历史——关于历史课堂生活重建问题的思考许多年之前，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指出：“没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由此，我们可以再追问一句：就课堂教学而言，如果没有生活做中心，那又会怎样呢？　　据2001年一份来自我国某地重点中学的问卷调查材料显示，有69.6%的学生反映，他们上历史课“习惯于照抄教师板书的内容”，而不是主动探寻问题的答案；有71.4%的学生认为，“历史就是一门死记硬背的功课”；另有许多学生则坦率地承认，“上历史课不是做其他的作业就是打瞌睡”（注：高宇：重点中学理科学生历史学习情况调查分析及对策，中学历史教学参考，2001.5），等等。尽管这份调查主要是在高二年级中进行的，有一定的客观影响因素，但是，其中所折射出来的历史课堂教学中所存在的问题却是显而易见的。即我们过去传统的历史课堂，大多数充其量只不过是机械灌输僵死的历史知识和对学生反复施以机械式的所谓“强化训练”的场所，而非生命活力不息涌动的生活场所。直言之，这样的课堂与学生的生活世界显然是完全割裂开来的！　　由是观之，究竟如何基于学生个体生命发展的需求而重构我们的历史课堂生活，以便教给他们“有生命的历史”，也就成了历史教育工作者必须认真加以探讨的重要课题之一。 历史是有生命的　　毋庸讳言，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历史教学实际上是有意无意地把“历史”完全等同于一堆毫无生气的秦砖汉瓦之类的“老古董”。就“历史”机械地说历史、死背历史，已成为大多数人的习惯。我们常常可以听到一些历史教师在一遍又一遍地向学生强调，“某某问题很重要，一定要背过”“某某问题特别重要，一定要死死地背过”，等等。这种做法，显然是把历史看成了僵死的东西。这就难怪，为什么在学生的心目中，学习历史就等于机械地死记硬背了。可是恰恰相反，事实上，“历史”原本是有生命的。　　早在1923年11月29日，著名史学家李大钊先生在他发表的《研究历史的任务》一文中，就明确提出：浩如烟海的“史书”，并非历史，而仅是研究历史的材料。“历史是有生命的、活动的、进步的；不是死的、固定的。”“吾人研究有生命的历史。”“历史学虽发源于记录，而记录决不是历史。……我们研究历史的任务是：整理事实，寻找它的正确的证据；理解事实，寻出它的进步的真理。”　　日本著名教育家小原国芳先生亦曾指出：“单做事实的传凿、记忆、叙述，决不是历史教学。……对我们至为重要的实是活生生的社会精神，是社会的意志冲动，是时代精神。”“更不能单纯将历史看成死了的形骸，而应看作活着的文化，看作人的活动，生命的跃动。”（注：［日］小原国芳：小原国芳教育论著选，下卷：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　　在关于历史与历史教学方面，他们不约而同地都强调了两个字——“生命”。我们知道，一个人的生命，尤其是一个有价值的生命，其不可缺少的要素应当包含人的思想（智慧）、情感和人格，以及人所特有的丰富多彩的生活活动。因此，所谓“有生命的历史”，也就必然应当首先体现在历史知识深层所蕴含的“进步的真理”和“活生生的社会精神”等方面；体现在“面对历史，我们可以哭，也可以笑；可以追思，也可以戏说；可以歌唱，也可以怒骂。历史给了我们宣泄情感、升华体验、深化认识的处所”；历史“给了我们尽情地展开想象的翅膀的广袤的空间，给了我们的心灵自由地舞蹈的宽阔舞台。在历史的荒原中，有我们可以发现的、能够深刻地校正我们观念的最为异己的文化，使我们获得对于我们自身所处状态的一种洞见，从而使我们自己获得应付陌生事物的信心，就是这样我们一次又一次地从狭隘走向广阔”（注：肖川：教育永恒的支柱：历史与文学，当代教育科学，2003.10）。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的历史教学所要教给学生的历史，就必须也必然应当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含义，即它应当是“有思想”的历史、“有情感”的历史和“有生活”的历史。而思想、情感和生活的交融，才有可能使我们感受到“人”在历史之中真切“跃动”着的生命。 这，也就应当是所谓“有生命的历史”的基本内涵所在。 反思现实：我们的历史课堂究竟缺失什么　　如果说历史是有生命的，那么作为历史学科的教育自然也应当同样具有毋庸争辩的生命性。体现在历史课堂里，就是我们的历史教学应当充盈着多姿多彩的生活化的特点，应当使人能够从中充分感受到强劲跃动着的生命脉搏和浓郁的人文气息。然而，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里，现实中的历史课堂却恰恰严重缺失了这一重要特性。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历史课堂里缺失了“人”。这里所说的“人”，既指学生，也指教师。也就是说，我们的学生在历史学习过程中所拥有的主体地位基本上被剥夺殆尽，而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也基本上被完全扼杀。于是，我们就会常常看到这样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现象：在课堂里，所谓“知识”完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