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九十年见证反腐风云.docVIP

正本清源惩腐蠹——党史九十年见证反腐风云 　　１９４９年３月，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七届二中全会会场。毛泽东向全党发出郑重反腐告诫——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９０年风雨历程，９０年拼搏奋进。从嘉兴一叶扁舟到井冈山红色根据地；从巍巍宝塔山滚滚延河水到滹沱河畔西柏坡；从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到改革开放……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严惩腐败、激浊扬清，锻炼肌体、强健体魄，昂首阔步走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就把反对消极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为重要奋斗目标——保持廉洁反对腐败，庄严书写在旗帜上 　　在井冈山人民检察博物馆大厅，一个对开斑驳木门静静矗立。这扇门就是１９３１年１１月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工农检察部办公场所的正门。 　　“人民检察第一门”曾经默默注视着何叔衡、董必武等检察先驱出入办公。何叔衡那些年很忙——从１９３２年开始，苏区开展检举运动，一批贪污腐败分子无处遁形：被检举揭发的贪污分子有４２人，共查处贪污款项计大洋２０５３元、棉花２７０斤、金戒指４个。 这一切，镌刻在大门每道纹路里。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时，就绝不容忍腐败。追寻历史足迹，反腐败脉络清晰可见： 　　建党初期，党的第一个纲领提出，“地方委员会的财务、活动和政策应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１９２６年８月，颁布了党的历史上第一个惩治贪腐文件——《关于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的通告》。１９２７年４月至５月，党的五大第一次选举产生维护和执行党纪的专门机关——中央监察委员会。 　　１９３３年，在毛泽东签署的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训令中规定：贪污公款在５００元以上者，处以死刑……发布这个训令的主因，来自于曾任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的伏法——中国共产党反腐败历史上判处死刑的第一个“贪官”。 　　谢步升生活腐化堕落，走私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杀害红军军医。毛泽东义正词严，“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璧贪污挪用公款案、抗战军政大学第六大队队长黄克功逼婚杀人案等，革命队伍中的腐化堕落分子都被处以极刑。１９４１年底，肖玉璧被执行枪决后，《解放日报》发表评论：“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深得民心；延安整风形成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三大作风；三三制选举原则、投票法、投豆法等加强根据地民主政治建设……血与火的峥嵘岁月，磨砺着党从幼稚走向成熟，反腐倡廉赢得了民心。 　　中国纪检监察学院副院长李永忠分析说：“新中国成立前，革命战争本身就教育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必须保持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经常开展反腐败斗争，革命才能成功。”  　纠偏补弊、激浊扬清，坚决惩治腐败，关系人心向背和党的生死存亡——道路艰辛曲折，决心信心永恒 　　“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若便骄逸，必致丧败。”古代王朝难以摆脱“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怪圈。 　　抗战胜利前夕，毛泽东和民主人士黄炎培的“窑洞对”至今引人深思。毛泽东认为，跳出这个历史周期率，就要“人人起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 　　入京“赶考”前，毛泽东以“两个务必”警示全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警示和告诫针对现实。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在建国初期开始显现，腐败与反腐败斗争交织在共和国历史之中。 　　１９５１年１０月，有人举报在天津地区担任党和政府主要领导职务的刘青山、张子善蜕化变质、违法乱纪、贪污巨款。革命战争年代，刘、张曾被捕入狱，面对敌人严刑逼供，坚贞不屈；但在和平时期，他们却居功自傲，贪图享乐，堕落为人民罪人。 　　有人提出是否给他们一个改过机会。毛泽东却说：“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２０个，２００个，２０００个，２００００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 　　“锄一害而众苗成，刑一恶而万民悦。”１９５２年２月１０日，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新中国反腐第一案的两声枪响”震惊大地，回荡不绝…… 　　针对建国初期党风方面出现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果断采取措施，开展“三反”、“五反”运动，坚决清除贪污蜕变分子；颁布《惩治贪污条例》……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有力保证。 　　反腐败问题专家邵景均认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时期的反腐倡廉建设在曲折中发展，主要依靠群众运动反腐败，存在打击面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