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合作化历史过程.docVIP

在广大农村，特别是在老解放区，当土地改革完成后，一些刚刚获得土地的贫苦农民就开始组织起来，成立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一九四三年十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于会议上就曾将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劳动互助组织从一九五一年开始，毛泽东对农村中正在兴起的互助合作事业给予高度重视和积极支持。他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道路的探索，实际上从这时就开始了。一九五一年四月十七日，山西省委向华北局和中央写了一份报告，题为《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互助合作问题，出现了一场争论。五月四日，华北局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复中五月七日，刘少奇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报告中，也批评了山西省委提出要组织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做法。他认为，用合作社、互助组的办法，使中国的农业“直接走到社会主义化是不可能的，那是一种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六月三日，刘少奇在同薄一波、刘澜涛、陶鲁笳等人的谈话中，又进一步提出：“在农业生产上，不能发动农民搞生产合作社，只能搞互助组。”农业集体化必须以国家工业化使农业能用机器耕种和土地国有为条件。七月三日，刘少奇在对山西省委报告的批语中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七月五日，刘少奇在中南海春耦斋，向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农业集体化要经过一个大的运动来达到依靠城市，依靠强大的工业。毛泽东很快知道了这件事，明确表示不赞成刘少奇和华北局的意见，而赞成山西省委的报告。他找刘少奇和主持华北局工作的薄一波、刘澜涛谈话，把自己的态度告诉他们。还要有关同志准备召开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争论，就此结束。一九五一年九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之后，形成《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这次决议草案，十月发过一次，后经修改，十二月又正式发出。毛泽东直接主持这个文件的起草工作。文件写好后，他让具体负责起草工作的陈伯达向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征求意见。十二月十四日，王震关于新疆军区生产会议内容及明年生产计划问题，给毛泽东并习仲勋、张宗逊写了一个报告。报告中提出，计划派军队党员干部帮助当地农民组织十个集体农庄。十二月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这个决议草案的通知，要求将它印发到县委和区委，在党内外进行解释，并组织实行，强调要把农业互助合作“当作一件大事去做”。十二月十七日毛泽东致电王震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二日，在毛泽东建议下，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省委以上领导机关建立农村工作部的决定，规定农村工作部的“中心任务是组织与领导广大农民的互助合作运动，以便配合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逐步引导农民走向集体化的道路”。这是毛泽东为推动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在组织方面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毛泽东亲自点将，指定对农村工作有丰富经验的邓子恢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一九五三年一月初，邓子恢离开武汉到达北京。一九五三年二月十五日，在毛泽东酝酿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中共中央将这个决议草案通过为正式决议，三月二十六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一九五三年秋季开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农业战线采取了互相联系、互为促进的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政策，断绝农村经济同城市资本主义经济的联系，为把农村经济纳入国家计划经济轨道，创造必要的经济环境；一是制定第二个关于农业生产合作的决议，即《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定》，为提高农业合作化运动程度确定指导方针。一九五三年上半年粮食供销全面告急，收进的少，销售的多，京、津等地粮价上涨一九五三年十月一日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城楼会议室里，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陈云代中央起草《关于召开全国粮食紧急会议的通知》，邓小平负责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粮食统购统销的决议。 十月二日晚，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粮食统购统销问题。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粮食统购统销从十二月初开始，结合农村正在进行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教育，在全国范围内(除个别地区)普遍地实行了。随后，又实行油料的统购和食油的统销。一九五四年又实行了棉花的统购和棉布的统购统销。 年十月，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向全国公布，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具体研究大力推进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指导方针和部署。 十月十五日，毛泽东找来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谈话。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闭会的前一天，十一月四日，毛泽东再次约陈伯达、廖鲁言谈话。毛泽东这两次谈话是有针对性的，批评了一九五三年春发生的纠正农业互助合作急躁冒进的问题。毛泽东的两次谈话，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初步形成他指导中国农业合作运动的一套理论、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