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中日关系的构筑与思考.doc

新型中日关系的构筑与思考 站在十字路口上的中日关系 近年来，中日关系出现了极为复杂的局面。一方面，中日间的交流与合作达 到了前所未有的规模和深度，2004年双方进出口贸易额达1678亿美元，如果加上香港特区，则已超过2100亿美元，日本的对华实际投资也已超过600亿美元，为最大的外商投资国之一；民间交流日趋活跃，海关统计数字表明，两国互访人数4年来增长1倍，2004年突破400万人次；中日地方政府间的交流合作继续发展，两国缔结的友好城市已达230对；在地区及国际事务中，中日两国也保持着接触和一定程度的合作。这些积极因素成了中日关系乐观论者引以为证的材料。 另一方面，笼罩着中日关系的阴云正在不断扩大也是不争的事实。小泉首相顽固坚持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做法严重损害了中日关系，两国首脑互访因此中断了3年多；日本文科省一再批准篡改历史的教科书，激起我国民众的极大愤慨；日本修改防卫指针并将其防卫范围扩大到台湾海峡的军事动向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警惕；中日围绕钓鱼岛主权及东海划界的争端骤然升温；沈阳领事馆事件、珠海日本人集体嫖娼事件、福冈中国留学生杀人事件、西安学生抗议事件、亚洲杯中国球迷闹事事件以及最近国内针对日本的示威等偶发事件不断。种种迹象表明，当前中日摩擦的领域和频度已超过两国复交以来任何一个时期，而两国民众的互信程度已降至最低点，最近由两国分别进行的舆情调查结果是，对对方“无亲近感”的回答均超过50％。更值得忧虑的是，迄今为止，双方似乎还未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然而，无论是乐观论还是悲观论，都缺乏对事物的整体观察而失之于偏颇。过度的乐观论者低估了消极因素正在急剧蔓延的趋势及其对两国关系基础的腐蚀作用，低估了消极因素的发展完全可能因“政冷”而导致“经冷”并进而导致两国关系全面倒退的危险。过度的悲观论者则因过分地强调消极面而低估来之不易的巨大合作成果，因而可能会掉进“无为化” 的陷阱，客观上还可能起到一种“狼来了”的暗示效果。 现实的中日关系喜忧并存且充满变数，可以说正站在一个重新选择的十字路口上。对此，我们既不应大意，也不应惊慌，而应冷静、理性地分析制约两国关系的各种因素，从我国的最高战略利益出发，重新调整并构筑新型的中日关系。 日本的新国家主义思潮及其政策指向 为何近年来中日摩擦增多，其原因的解明无疑是构建新型中日关系的前提。 从大的视野来说，这应该在日本、中国和世界这三个维度中探询，因为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就日本而言，以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的崩溃为契机，开始了近代以来第四次巨大的社会变革（与学界通行的说法不同，笔者认为，除了明治维新和战后改革之外，日本还发生过战时天皇法西斯体制的“变革”，但这一“开倒车”的变革是以失败告终）。我们不仅看到这次变革使战后以来日本推行的政治经济体制发生了巨大变动，而且也注意到其新国家主义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外政策的调整，这些变化或许正是解读近年来日本政府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上之所以我行我素的一部词典。 这里的“新国家主义”概念是相对于日本战前、战后所奉行的“主义”使用的。战前日本曾在“大和民族优越论”的口号下，推行极端国家主义，企图独霸东亚，充当“东洋的盟主”。战后，日本通过民主改革，接受了和平、民主发展的方针，基本走了一条和平发展的道路。新国家主义思潮的核心则在于文化本位主义及政治大国化的诉求。这一思潮在战后强大的民主主义潮流下曾长期蛰伏，但并未销声匿迹。从岸信介时代的暗流涌动，到中曾根时代喊出“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口号，再到小泽一郎提出“日本改造计划”，不难看出这一思潮的发展脉络。及至小泉上台后，这股新国家主义思潮不仅实现了空前的膨胀，而且正在部分地变为政策和行动。 具体说来，新国家主义的文化本位主义，其深层基础与“神道”思想有着某种难以割舍的关联，其现实特征则是鼓吹日本文化的主体性、特殊性和优越性，不但要求他人承认日本文化的价值和标准，还希望他人学习并接受日本文化，反过来却轻视他国、他民族乃至世界通行的文化习惯及道德准则。例如，在历史认识问题上，“自虐史观”、“自由史观”、“皇国史观”、“殖民地解放论”、日欧美“同罪论”等试图从各个角度否认、模糊或淡化日本在过去那场侵略战争中历史责任的谬论，便是这种文化本位主义的集中体现。 新国家主义在政治上的特征是强调国家主权和行动自由权，并要求在国际上取得大国地位。其公开的理由是战后日本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并成为经济大国，为国际社会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要求国际社会准其“入常”而成为政治大国，同时彻底摘掉战败国的帽子。近年来，日本正在将这一思想付诸于行动。在对外政策上， “强硬外交”开始取代战后以来基本奉行的和平、协调外交，抓住机会逐一突破国际社会禁区，并且不再向以往那样顾忌周边邻国及国际社会的反应；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