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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尼斯对自然法理论的重构 　　吴一裕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生产方式在西欧各国的相继建立和完善，适应这种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也随之相继建立并得到不断地完善。法律制度作为上层建筑之一种也日趋严密和完善，很好地解决了在生产和交易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纠纷;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不断暴露出它的基本矛盾即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的矛盾，造成了经济和社会中的各种弊端和动荡。资产阶级在取得统治地位之后，需要的自然不是以往那种以号召革命、推翻旧的封建秩序为目的的法学理论，他们现在需要的是为资本主义现有制度进行辩护、论证其历史合理性，特别是为资本家对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的合理性提供论证的法学理论，法学思潮趋于保守。大家知道，近代自然法学派是一种激进的法学思潮，它用启蒙理性启迪了人类的心灵，清除了人们头脑中长期存在着的无知、迷信和偏见，为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扫清了观念上和制度上的障碍，为《独立宣言》、《人权宣言》以及近代资产阶级的民主法制建设提供了理论上的基础，具有非常积极的革命和建设作用。“在欧洲启蒙运动中，这种自然法思想成了一种从根本上改变实际的法和国家生活的卓越的政治哲学”。但是自然法理论作为一种思想的武器和理论的武器，它可以为资产阶级推翻封建专制的统治所用，同样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推翻资本主义制度所服务。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资产阶级显然不需要自然法理论为他们正在进行的统治作理论上的辩护，继续鼓吹这种理论反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统治。这样的现实形势导致了自然法理论在19世纪的一度衰落，甚至到了这种地步，“19世纪各种法学家学派都是通过反对自然法学派或通过和修改自然法学派的方法而产生的”。然而，自然法理论虽然在理论界受到了极大地冷落，但它长久以来对思想史形成的影响不会完全归于消失。它的传统还是或多或少地保持在反对它的各种法学思潮中，而且就实际作用而言，它的影响力虽然衰微了，但是它至少也“曾一度有助益于人们纠正法律文献中的缺陷、清除其间的古代遗风、并形成新的法律著述”。②就自然法理论的传统在整个人类思想史中占有的地位来说，梅因似乎看得更清楚些：“这个理论在哲学上虽然有其缺陷，我们却不能因此忽视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真的，如果自然法没有成为古代世界中一种普遍的信念，这就很难说思想的历史、因此也就是人类的历史，究竟会朝哪一个方向发展了。”自然法理论中的一些基本观念和原理已经化为法学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和原理，与自然法学派相对立的其他各个法学流派如果要想在理论上有所建树，也不得不面对这些概念和原理，运用它们或者对它们作出不同的回答。 　　如前所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方面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法律制度日趋严密、完善，使得对法律制度本身的研究成了学界的时尚，但是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又造成了社会中的大量危机，社会危机的加剧、矛盾的尖锐化都使得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广受冷落的自然法理论在20世纪初开始时来运转，重新为学术界所重视，显现出复兴的迹象。首先得到理论界关注的是以继承、发展阿奎那的政治哲学和法哲学为特征的、具有神学理论背景的自然法理论，代表人物有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马里旦、比利时法学家达班(Jean Dabin)等等。他们的理论以阿奎那的自然法思想为基础，适应当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力图把自然法理论和现代资产阶级代议制下的民主、人权、法治、社会改造等等各种制度结合起来。他们与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一样，把理论的源头追溯到古希腊的亚理士多德哲学，但与中世纪的托马斯主义所不同的是这些新托马斯主义者把古典思想与现代资产阶级思想界流行的社会政治和法律理论相结合，针对当前社会中的某些尖锐矛盾和危机，采取一定的缓和和批评的措施，最终达到粉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法制的实际目的。就理论来源上看，菲尼斯与这些神学自然法理论家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尽管1940年出生的他已经处于自然法理论复兴运动的第二个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自然法理论以非神学的世俗自然法理论为主导，代表人物有富勒，以及与这种理论有密切联系的罗尔斯、德沃金等人，他们可归入以继承和发展近代自然法学为特征的新自然法学派这个阵营。我们知道，自然法理论向来是一种涵涉很广的理论体系，它的复兴除了有其深刻的现实根源外，还伴随着理论界普遍流行的哲学思潮，故亦有其相应的哲学基础。虽然对自然法的基础、它的逻辑构造、规范的内容、与实在法之效力的关系等等诸多方面学界多有分歧，但大多立足于下述哲学的立场：(1)新托马斯主义;(2)关于价值理念的康德学派的思想;(3)马克斯·舍勒等的“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等;另外又有(4)存在主义哲学;(5)从新教神学的角度出发对自然法进行研究的方法亦被发现。菲尼斯新自然法理论与托马斯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新托马斯主义法学派有着共同的思想渊源，他声称：“在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