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未成年犯的人性化管理.docVIP

[摘要]不可否认，监狱的文明化进程是社会文明的缩影。何种理念下的监狱价值定位直接影响了监狱作为社会有机体作用的发挥。留学生论文本文从定位现代监狱价值理念出发，探讨未成年犯的人性化管理，尝试去发现对于未成年犯这一特殊群体的特殊预防与矫正的科学监管和非监管措施，以期更大程度上挽救和矫正未成年犯。 监狱是依附于国家的一个“特殊标志物”；它既是当时社会的一个“病态物”，同时又是当时社会的一个“文明物”。在专制社会，监狱是张扬暴力的机器；在文明社会，监狱成为治理社会的工具，在某种程度上讲，监狱的文明化进程表征着社会的进步。后现代主义大师米歇尔?福柯在其著作中，充满对监狱强烈的反对之声：这架“机器”将囚犯“打碎”，又“释放”，“如此循环往复”。[1]监狱的监禁理由是“取决于一个假象的目的——矫正”，其实“监狱产生了罪犯”，“监狱生产出名副其实的内部敌人，他们结成了一支大军。”[2]应当承认，福柯对于监狱的视察视角有其独特性，论述有其合理性。刑罚本身的确是一种“恶”，是依法以暴治暴的“恶”，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能排除监狱与生俱来的惩罚特性；但是也不应该忘记，文明的社会，文明的法治，文明的监狱具有的教育矫正职责。21世纪中国监狱的观念定位，首先取决于对监狱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定位，也就是监狱的价值蕴涵与工具现实的矛盾、协调和统一。从监狱事物基本意义上而言，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监狱是国家统治的暴力机器，是国家实质的物质表现和附属；作为社会机构，监狱也是社会有机体中一个特殊的防卫、防御系统；而作为法律机构，监狱则是国家的刑罚执行机关。因此，监狱价值结构的建立反映了监狱政治的、社会的和法律的多方面存在，监狱工具理性的存在必须受限于其作为法治社会刑罚执行机关的严格制约。 一、现代监狱价值理念定位（一）法治监狱在现代文明中已经不再是“专政工具”的代用品，法治作为现代文明国家和社会管理的基本表征之一，已经普遍地为人们所接受。监狱法治的状况和水平是一定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程度，尤其是民主状况和法治水平的重要标志之一，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监狱法治在整个国家、社会法治化进程中往往总是处于相对滞后的情形之中。事实上在迄今为止的历史发展中，监狱总是相对落后于国家、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治的现实水平，监狱也因此往往成为社会变革和改良目标的“引爆点”，作为一个窗口，它从另一个侧面逆向映射着国家与社会文明进步和民主法治的程度。新中国的监狱，尤其是始于上个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监狱，在中国推进政治文明的滚滚征程中，监狱工作创造了化腐朽为神奇的不朽业绩。我国的重新犯罪率显然低于国际间通用衡量的罪犯刑满后重新犯罪率便是一个明证。然而，我们也应看到，当下的监狱除了监狱本身“与生俱来”的乃至于“天赋”的报应、监禁、惩罚、专政等传统价值外，当代监狱的进步文明的价值在于要与时俱进，赋予和开发其具有时代意义、创新意义、引导社会发展意义的崭新价值。可以预言，狱政法治的未来发展，前景广阔而任重道远。1、法律至上：监狱法治的根本。监狱法治实际上是国家政权建设的法治问题，是国家民主、文明与法治的重要成果。同时，它又是实现依法治国，依法管理国家，实现国家文明进步和有序管理，实现国家与社会的法律秩序、法治化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保障。监狱法在对监狱行刑活动进行全面规范和调整时，充分体现民主、人道的思想和刑罚经济的原则——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轻的刑罚（资源投入）获得预防、打击和改造犯罪的最佳效果（产出效益），行刑并不以对犯罪人的单纯惩罚和增加痛苦为目的。也就是说，监狱法治是国家合理、有效行使，并确保刑罚实现和有效的重要保障。2、公正执法：监狱法治的核心。在全部法治中，公正执法是至关重要的。现代监狱制度中的依法治监的首要要求就是依法管理监狱人民警察，依法监督其管理罪犯的权力，不能对罪犯法外施权、法外施刑。同时，也要求监狱管理机关在管理监狱时，应以法律为准绳，不能滥施管理权。从另一方面来看，监狱执法监督也是其应有之义。监狱法治缺少监督，是不可能实现的。目前监狱的执法监督，既不健全又不完善，且多流于形式。实行合理、科学、有效的监狱执法监督，实行狱政公开制度，包括对罪犯合法权益的保障要增加透明度、对罪犯的奖惩措施要增加透明度、对监狱工作要增加透明度等，是文明法治的必然要求。 （二）权利相对于国家对罪犯实施刑罚的权力，罪犯的权利保障成为现代文明、法治的必然要求。对罪犯犯罪行为的法律否定和道义谴责，并不是否定监狱人道、人权的理由，其结果反而成为它们的原因之一。罪犯作为处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人群，其权利更应该值得特别保护。监狱人道，对罪犯实行人道主义，这是监狱价值体系中最基础的东西，是监狱存在发展的价值起点。监狱人道的逻辑结构最低层面的是人作为动物体必需的人道待遇，也就是说罪犯人道的生物性需要；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