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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新闻传播学科发展的十个要点作者： 陈力丹一、新传媒的研究迅速提上日程 　　90年代中期起，随着网络传播逐渐在中国普及，新闻传播学界以新闻的敏感性迅速抓住了这个研究话题，上项目，建立专门的研究室或教研室，发表大量的论文，1998年出版第一本专著，2001年出版第一套教材。随后的两年内，又出现较多的关于新传媒的论著和成套教材。 　　这一研究除了研究者具有较敏锐的学术眼光外，与网络传播市场化有一定关系，市场需要以科学的名义开展广泛的公关活动和投入广告，而这种知识的普及需要不断地研究，提出新问题和新视角。当然，由于这个背景，这种“研究”本身无形中也带有了替商人做嫁衣裳的色彩，匆忙之下，研究的学术性多少有一些水份。 　　二、传媒经营最近三年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研究的热门研究话题 　　原因在于，最近几年中国的传媒处于大整合的时期，报业和广电业的集团化，传媒之间的竞争，内地传媒与境外传媒的竞争，都要求各媒体的负责人迅速懂得传媒经营。新闻传播学界仓促应对，讨论的文章很多，书已出版不少，从传媒集团化到媒介的资本运作，从新闻资源到市场分析，从宏观到微观，涉及许多传媒经营问题。把受众接受传媒作为消费行为的研究，将传媒娱乐视为经营策略考察也纳入了传媒经营的理念之中。 　　由于研究者多数并非经济学家，也不是媒体经营者，因而除少数新闻传播学学者能够提出一些有见地的意见、个别著作较有水平外，这方面的文章虽然发表得很多，但多数属于经验感觉，知识处于大众经济学的层面；描述现象能够做到及时到位，但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显得无力。传媒的经营是否应当成为新闻传播学界研究的对象，目前在学界存在不同意见。 　　三、新闻法治与职业道德最近三年持续成为新闻传播学的又一热门研究话题 　　随着中国传媒业近年的急遽膨胀，传媒每日每时与社会发生互动，矛盾冲突的频率上升，新闻官司增加，社会对传媒职业道德不规范的指责也多起来。于是，传媒业自身的法治建设和职业行为的规范化，越来越成为学界关注的问题。一些法学界的研究者也加入了这一研究。最近几年这方面的研究扎实而有成效，涉及新闻官司的各个方面，从各种新闻侵权现象到著作权问题，从隐性采访到隐匿权等等，就论证的范围而言，已经相当全面而完善，发表的文章很多，出版了一批专著，也有了专门的教材，总体水平较为专业。 　　四、广播电视研究近年向广度发展 　　90年代中国广播电视，特别是电视（包括卫星电视）的发展速度和规模是空前的，积累了较多的财富，因而在广播电视研究方面投入了相当的资金。这一措施产生了效果，广播电视方面的研究项目上马较快，成果数量也很多，包括许多成套的丛书。关涉的研究内容包括频道专业化、广电业集团化、制播分离、电视节目形态、广播语言、节目质量评估、节目主持人制度、制片人制度、收视率，以及许多具体节目（栏目）的评价性研究等等。 　　如果就这方面研究的总的评价看，由于相当多的研究者处于具体实践中，将问题上升到理论的层面，尚需要丰厚的知识功底和深刻的理论思维。研究话题的分散，则是另一个明显的问题。 　　五、舆论监督研究从政策层面转向学术层面 　　“舆论监督”的概念作为正式的表述开始于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和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均出现鼓励传媒实行舆论监督的表述。因此，这个概念成为最近数年新闻传播学界和传媒业界持续共同讨论的话题。前期把它作为“学习领会”的政策概念进行谈论，说的大多是各自的工作经验，2001年和2002年学界连续召开两次这个专题的学术研讨，使舆论监督成为与新闻理论、新闻法治和职业道德相关的一个重要学术课题，关涉社会学、政治学和公民权利的研究等等，视野开阔，问题深化了。 　　中国的新闻学从传统的党报理论转向一般新闻学理论，其背景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环境变化。“舆论监督”的内涵在理解上的变迁，可以作为这种转变的典型事项看待。还有一些用比喻替代学术概念的现象，也需要逐步改变，但这需要时日和实践的推动。 　　　　六、新闻学研究的重大进展 　　经过二十多年的积累，中国新闻史的整体综合研究取得了学科内公认的完善的成果，这便是三卷本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方汉奇主编），1996-1999年陆续出版，共计3600多页。中国新闻史的个案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质量较高的成果。世界新闻史的研究有所进展。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为完善的成果，已出版的数本专著，基本上完成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各个时期的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 　　世纪之交，各主要高校的新闻传播院系出版或重新出版了成套的新闻传播学教材。这些教材注入了较新的材料和思想，基本适应了传媒发展的新形势和新世纪新闻教育的需要。新世纪的到来还刺激了对百年新闻传播研究的回顾，出版了一些成套的历史性研究著作，其中一些水平较高（例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