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贫困地区“三农”问题的发展出路.docVIP

试论我县“三农”问题的发展出路 ? 2000年3月，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上书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发出了中国“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呐喊。由此，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高瞻远瞩地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战略目标。 笔者在近两年的工作和生活中结合自己对我县“三农”问题的认识和掌握进行了一些研究和思考，也曾利用外出挂职锻炼的机会深入到江苏省华西村、河南省南街村等新农村建设标榜学习考察。在此，谨就这些年来在“三农”问题上的所思和所想谈一点不太成熟的认识和看法。限于笔者毕竟年少，或许是空有热血沸腾而不切工作实际。所以文中若有偏颇或过激之处，恳请各位读者一笑而过，不予责难！ 一、?? 我县“三农”现状分析。 当前中国“三农”之所以沦落到举国关注的地步，原因看似多方面的，但是归结起来也不外乎就是两个方面：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即自然资源归属和生产组织形式。 两千多年来，中国一直处于以土地为代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直到解放后党和政府才在农村确立“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然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国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转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否定“土地农民集体所有制”，农民政治权利和经济权利迅速边缘化，农村集体经济名存实亡。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础的“双重经营体制”表面上整合了农业资源、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实质上是使中国农业又重新回到了历史上的小农经济状态。于是便出现了市场越是发展，小农经济生存发展越加严重，农村越发萧条的现象。 与此同时，政府对农村集体财产和农民私营土地的调拨征用却显得愈发的集中随意，以“规划建设”的名义强占农民承包土地和集体财产显得理所当然。拍卖出矿山、水利、商品房用地、工业用地促成了财政收入逐年增加，而世代生活在在这片土地上的农民除了得到极少的“征地搬迁费”外，未能从中分到更多本该属于农民集体的“蛋糕”。于是，西方工业革命初期“羊吃人”的故事在开始在我县蔓延，没有一技之长的农民变成“游民”，县城与乡村的反差日益增大，从而埋下了“矿难诈取”等事件的祸根。 另一方面，农民阶级具有天然的局限性，小农家庭经营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严重不兼容。中国农民历经了千余年的小农家庭经济思想熏陶，最不缺少的就是自私自保观念和家庭小利主义。在这种思想观念的影响下，自给自足、分散的小农家庭经营根本无力对传统农业生产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根本无力抵御来自市场的各种风险；无力在市场体制下与外来农业相抗衡。 金沙江干热河谷原本盛产甘蔗，一度曾是沿江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本世纪初期，当外来的罗汉甘蔗等新品种冲击到我县市场后，立即给我县的甘蔗种植户造成了灾难性打击。沿江农民无奈之下改种青椒和脐橙，幸而误打误撞，改种后发现青椒和脐橙带来的收益竟比甘蔗更好。可是，面对这种打击我们还以为是市场调节了我们的农业产业结构，以为是我们主动迎合了市场规则和需求。在这里我不禁要问：如果再过几年又有新的“罗汉青椒”和“罗汉脐橙”入侵到我们的市场时，我们是否还能与入侵者在市场上有效抗衡呢？回想一下曾经在我县红极一时的蚕桑业、烤烟业最后全军覆没的结局我们就应该认识到，市场经济下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继续维持家庭土地承包的小农经济，我县农民一万年也不可能小康。 二、市场经济体制下“新农村新集体合作经济”可行性分析。 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必须实行市场经济体制来促进我国生产力发展，而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小农经济方式又严重阻碍了“三农”问题的发展。怎么办？笔者以为，只有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把分散凌乱的小农家庭组织起来，变“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为“土地集体所有制”，变“家庭独立生产经营”为“集中合作生产经营”，在此基础上走亦工亦农、多种经营综合发展的”集体资本主义“才是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方法。 提到“集体所有”、“合作化”这样的词，估计会引起许多人的反感，因为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主义”留给我们的印象实在是过于沉重。“集体主义”其实没有什么不好，马克思早就论述过，人类社会发展演变的规律是由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到达一个生产资料公有、劳动产品按需分配的温暖共产主义社会。今天与建国初期的国际、国内环境相比，我们所面临的环境条件已经大大改善：商品经济极大丰富、社会基础设施相对完备、法制建设日趋完善、农民思想文化素质大幅度提高、科学生产技术基本普及、个人崇拜影响不再，。国际上敌对势力大规模入侵的危险已经解除，外交空间和环境空前改善，重新倡导“集体合作经济”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我县千家万户的小农而言，适应市场并赢得市场不能仅仅依靠政府主持公道和政策法规引导制裁，更不能指望招商引资企图让资本家良心发现救小农于市场。在这样的现实下，没有什么措施比组织建设“新农村集体合作经济”更有效的了。这里面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