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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分化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探讨 刘祖云 2005年10月22日 10:34 《社会科学研究》2004年第3期 笔者曾从总体上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的状况、规律、原因和特征分别进行了四次探讨,在前“四论”①的基础上,本文将对当前中国社会阶层分化研究中的若干争议问题进行探讨。 一、阶层分化状况方面的争议:工人阶级是“老大”还是“老八”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明显的阶层分化,笔者曾将其分化概括为两大方面:一方面是阶层内的分化,即农民阶层在职业和地域方面的分化、工人阶层在体制和收入方面的分化等;另一方面是阶层外或阶层间的分化,即既产生了介于原有阶层之间的阶层,如农民工阶层,又产生了原来没有的阶层,如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的雇主和雇工阶层。上述结论是毫无疑问的,也是毫无异议的。然而本不该出现问题的方面却出现了问题。如一项研究将当前中国社会成员划分为十大阶层,其中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位居第八。于是,这一学术成果在社会上产生了一些疑问:作为“老大”的工人阶级怎么成了“老八”?工人阶级还是不是“老大”?如此等等。这些问题乍听起来好像是问题,但仔细想起来却根本不是问题。当然,要回答这一问题也不是那么轻而易举。 笔者认为,产生这一疑问的原因是我们在常识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具体来说就是:其一,“工人阶级”和“产业工人阶层”是两个内涵与外延不尽相同的概念。前者主要是一个政治概念,既包括与科技含量高的现代产业相联系的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或技术工人,又包括与科技含量低的传统产业相联系的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产业工人;后者主要是一个经济概念,仅仅指产业工人。其二,作为“老大”的工人阶级和作为“老八”的产业工人是运用两种不同方法进行分层所得出的不同结果,前者是政治策略型分层的结果,后者是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结果。所谓政治策略型分层是指某一政党或领导集团为了在社会统治或社会管理中体现所代表阶级的意志和愿望而制定的依靠谁、团结谁,或哪些人群是阶级基础、哪些人群是群众基础的政治策略。然后,依据其策略规定的亲疏格局将社会成员划分为高低有序的等级或阶层。所谓经济状况型分层,是指某些学人或学术群体为揭示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差别或经济不平等而将社会成员划分为不同的等级或阶层。可见,政治策略型分层与经济状况型分层是有明显区别的:一方面是分层依据不同。前者是根据其政治格局中的远近亲疏,后者则是依据现实生活中的经济状况。另一方面是分层目的不同。前者是为了社会管理或社会统治,后者则是为了揭示经济差别或经济不平等。当然,政治策略型分层与经济状况型分层也有联系。从一定意义上讲,两者的联系表现在政治策略型分层以经济状况型分层为基础。 行文至此,我们就不难理解工人阶级是“老大”还是“老八”的疑问或争议了。从政治策略型分层角度看,工人阶级显然是“老大”,这一阶级不仅在改革前是“老大”,且在改革以来仍是“老大”。因为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也始终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讲,共产党更关心社会的中下阶层和弱势群体。但以经济状况型分层的眼光来看,产业工人显然不可能是“老大”,改革以来不可能是“老大”,改革前也不可能是“老大”,因为他们的经济生活状况不可能是社会上最好的。如果说改革前的中国社会存在一个“干部、工人、农民”的三级式阶层结构,那么产业工人也只是一个其生活和社会保障水平低于干部而高于农民的中间阶层。至于当前中国社会的产业工人是不是“老八”,这纯粹是个学术问题,可以就此从不同角度并采用不同方法进行研究和探讨,并对此提出学术批评甚至学术批判。但无论如何,我们不能以“工人阶级是老大”这样一种政治策略型分层的方法和结果来否定“产业工人的生活状况位居第八”这样一种经济状况型分层的方法和结果。 总之,所谓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是指社会的阶层结构状况变化,而不是指党和政府的阶级政策的变化。换句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地位没有变,而作为工人阶级一部分的产业工人的经济生活状况发生了变化。 二、阶层分化原因方面的争议：政治权力是贬值还是升值 在当前中国社会的阶层分化过程中,有些人利益增加并获得新的利益,也有人利益受损并失去原有利益。那么,导致人们利益增减和得失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呢?在这些影响因素中,哪些因素重要而哪些因素又不重要,哪些因素越来越重要而哪些因素又越来越不重要呢?在这方面,美国学者倪志伟(Ｎｅｅ.Ｖｉｃｔｏｒ)的学术观点激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和学术争论。 倪志伟在这方面的学术观点被称为“市场转型论”,边燕杰教授曾将他的市场转型论归纳为“一个假定、三个论题和两个一般性假设”,而引起人们研究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