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去的校园——弘道女中.doc

逝去的校园——弘道女中 /hzrb/html/2012-01/12/content_1205080.htm,2015/7/5 文/叶全新 在一个神奇的日子里，我看见一所消失在六十年前的学校，一所属于女孩子的学校。她的名字叫——弘道女中。 现在位于学士路上的妇保医院，原是弘道女中的旧址。浣纱河边，果然是西子云集的地方。六十年前，青春少女在这里朗朗读书；六十年后，无数女子在这里成为母亲——历史就是这样奇异再现。 这一天，我分别采访了当年弘道女中的五位学子，她们的年龄是七十至八十多岁，豆蔻年华时曾在浣纱河边就读。她们让我看到生命灿烂如花，夕阳至乃朝阳升。跟着她们的叙述，我走进弘道女中，尘封了六十年的大门缓缓打开…… 百岁树人 1874年，一位名叫玛丽·霍顿的美国女人随丈夫来到中国，这时候她还不知道，几年后她将成为司徒·雷登的母亲。 一天，玛丽走在杭州天水桥街上，一个十多岁的小女孩给她带路，但是她听不懂女孩的杭州话，两人一边比划一边往前走。 玛丽牵着女孩的手停在路旁，“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书声琅琅，童稚之音，玛丽天天都能听到。从她和丈夫住的地方，往东去皮市巷，往南到清河坊，路上都有学堂。可是，“为什么听不到女孩子读书？你读过书吗？”小女孩惊骇地摇头。 小女佣没有听说过女孩子也能读书，她的姐姐、妈妈、外婆、奶奶，所有女人都没有听说过。即使再有钱的大户人家，也只会请先生到家里来教女儿认字。晚清之前的中国，从来就没有女子学校。 她们走上了天水桥，桥下河水清清。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母亲是人类河流的起源，更需要受到教育。从拉起中国小女孩的手这一刻起，玛丽知道了自己的使命。这以后，玛丽·霍顿投身杭州女子教育多年。 弘道女中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1867年杭州第一所女子学校——贞才女学。关于杭州早期女校的记载非常少，只有寥寥数语，有说是1867年美国基督教南长老会在皮市巷创办了“贞才女学”；也有说是玛丽·霍顿创办了这所学校并担任校长。历史面目已然模糊，但玛丽曾在贞才女校担任多年教职是确定无疑的，她肯定是杭州女学最初的开拓者之一。 弘道历史上还有几个重要的时间点：1899年，北长老会创办育才女学；1902年，北浸礼会创办蕙兰女学；1912年，贞才、育才、蕙兰三所女学合并一校，定名为——弘道女中；1916年，弘道女中新校定址在当时的新市场（今学士路）；1952年，弘道女中解散合并（并入省立杭州女子中学和惠兴女中），至此湮没无闻。 从1912年到今天，已是整整一百年。 百年之内，还有一位百岁传奇老人，与弘道的命运相生相伴，相始相终。她就是从1929年到1952年（抗战期间中断），一直担任弘道女中校长的周觉昧先生。 “……有一天，几位学生在校园里边走边说边嗑瓜子，满不在乎地将瓜子壳随手乱丢，谁知周校长竟跟在后面，默默地将瓜子皮一粒一粒地拾起来放在纸袋里，校长没说一句话，这几位学生已经满脸通红……”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学生潘达钧依然清晰地记得这个细节。 弘道先后有十位校长，1927年之前一直由美国人担任。第一位中国校长名叫倪雪梅，也毕业于弘道，任职两年。1929年由周校长继任，她是1915——1920年弘道第八届高中毕业生。就职母校后励精图治，终生未嫁，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校长。 周觉昧先生晚年定居上海。1998年，1952届高三学子袁佩文来到上海看望校长，经过几条拐弯抹角的小路，走上陈旧逼仄的楼梯，推开三楼一扇木门，昏暗的走道堆满杂物，再转两个弯道，才进了一道纱门。袁佩文看到，“周校长面色红润，身上穿着60年代的蓝的卡春装，仅有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房间，厨房、卫生间四家公用……” 百岁树人，桃李天下。2002年周校长百岁寿诞，10月16日，耿明珍、潘达钧、刘粹子、叶尔加、方莲蒂、袁佩文六位阔别半个世纪的弘道学子，相约来到周校长家中，祝她百岁华诞。加上周校长的侄女周安文共8人，吃饭时在15平方米的小屋中拉开一张圆桌，紧挤一起才坐下，共赴一场期待半个世纪的弘道“家宴”。师生第一次举杯，竟已白发苍苍。 校园往事 1931年前后，有一个乡下小女孩跟随在杭州做官的爸爸进城了。她后来在书中写道，“那时乡下人能够去杭州当‘外路人’，比现在去欧洲、去新大陆还要神气。”这个小女孩就是后来写《橘子红了》的台湾女作家潘希珍（笔名琦君）。尽管父亲为官，她自幼也没有上过学，五岁开始家里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认字、描红、背古书，从三字经背到论语孟子。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杭州，女孩子读书被社会认可，潘希珍的父亲接她母女进城，就是为了女儿读书问题。当时的弘道女中已成为官宦商贾之家的首选。弘道女中管理严格，师资极好，离家又近，潘希珍的父亲觉得，让女儿读这所学校是再好没有的选择。 潘希珍就这样进了弘道女中，毕业于1936年。这个乡下来的小女生最怕两个人，一个是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