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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战精神”的哲学思考 刘庭华 我要评论0军事科学院原军事历史研究部研究室主任2015-05-22 17:05 《红旗文稿》 核心提示：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后来封建军阀的争地盘混战，和投靠列强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使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因外敌入侵不断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战争，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敌侵略斗争中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辉煌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战胜一个法西斯强国的战争。 这场战争，既是中日两国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的较量，也是中华民族与日本大和民族在意志和精神方面的一场较量。 “抗战精神”，是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发展与升华，它为战胜日本法西斯发挥了强大的动力源泉和精神支撑的作用，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抗战精神”有四个重要特点：一是从国家、民族、阶级与政党的关系上说，它是属于全民族的，而非某一阶级或政党的。二是从地理上讲，它是全国性的，而非某一区域的。三是从时间上讲，它是富于时代特点的，即中华民族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在20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的集中体现。四是从认识论的哲学层次上讲，它是中华民族抗击日本法西斯侵略战争实践的思想认识的抽象与概括。 一、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至上的爱国主义，团结御侮，共赴国难，是“抗战精神”的核心内涵，也是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 中华民族有着深厚的爱国主义传统，历来崇尚正义、热爱和平，不畏强暴，勇于反抗外来侵略。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于晚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以及后来封建军阀的争地盘混战，和投靠列强所采取的妥协投降政策，使中国屡遭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国家主权和领土不断受到侵蚀，中国因外敌入侵不断被迫割地赔款，丧权辱国。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外敌入侵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遭受失败，地大物博的中国成为西方列强眼中的“唐僧肉”。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把中华民族逼到“亡国灭种”的危难地步，同时也唤起了全民族的危机意识和使命感。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较以前任何时代都表现得更强烈、更广泛、更持久、更具战斗性，它超越了阶级、阶层、政党、地方实力派和不同军事集团。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具体表现为：爱国须抗日，抗日即爱国；一切为了抗日，抗日高于一切。可以说，抗日成了全民族不同阶级、阶层、政党、派别、各军事集团的共同信念，是否坚持抗日成了区分是否爱国的唯一标准。各阶级、各政党、派别和各军事集团均能以民族国家利益为重、坚持民族国家利益至上，舍去历史上的旧有恩恩怨怨，自觉地使自己的利益服从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这个最高的民族利益，为祖国的危亡、民族的命运，捐弃前嫌，团结一致，万众一心，共赴国难。这也是伟大抗战精神的核心灵魂和本质。 近代反侵略斗争史告诉我们，光有爱国主义精神还不足以打败外敌入侵，只有以爱国主义精神凝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才能战胜敌人。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巩固和发展，是抗战时期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体现，是爱国至上，团结御侮的最好明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基本保证。 国民党与共产党是近现代中国历史舞台上两支最为重要的政治力量。上世纪20年代初，为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两党合作北伐，取得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胜利。国共两党虽然政治信仰和追求不同，并且由于十年内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敌，但面对“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抗日救国成为两党共同的最高目标。 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成为凝聚人民力量的坚强组织者和鼓舞者。日军的主要对手，既不是甲午战争时期腐朽、软弱、无能的晚清政府，也不是签署二十一条的窃国大盗袁世凯政权，和九一八事变时采取不抵抗政策的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而是一个团结起来的伟大的中华民族，其中特别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以国家和民族解放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随着中日民族矛盾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从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逐步调整自己的斗争方针。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首先提出武装抗日的爱国主义主张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思想。此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行了艰辛的努力，不断调整政策，将“抗日反蒋”改变为“逼蒋抗日”及至“联蒋抗日”，从而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最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了全民族抗战。 国民党作为中国“最大和最有影响的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仍一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政策，丢失了东北三省和华北不少国土，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3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