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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儒学人文精神的再认识 洪修平 站在世纪之交的今天，如果从思想史的角度来回顾百年来中国所经历的巨大变化，就不能不正视儒学在本世纪中国社会中的大起大落现象。儒学的起落变化，既反映了时代对传统儒学发展的重大影响，也反映了儒学自身蕴含着一定的价值，它在人类的价值之域有着某种不可替代的意义与作用。本文拟就儒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发展及其特点等作一初步的分析，以探讨儒学在今天的现代意义。笔者认为，儒学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是其在现代社会焕发青春的重要生命之源，而儒学对人的重视及对人伦关系的强调，则是我们把握儒学人文精神、开发儒学现代意义的重要契入点。 一、儒学人文精神的形成及其特点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关于“人”的学问，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问题是其最根本的特质。作为中国文化之主流的儒学，更是注重探讨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人性、人的价值、人的理想（理想人格）、理想人格的实现以及人的生死与自由等等。儒学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探讨中形成了其富有特色的关注现世现生的人文精神。 　儒学的人文精神，既是对传统的继承，也是对传统的发展，更对传统思想文化的进一步演变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有着十分古老的文化传统，宗教观念和哲学思想都源远流长。但传统的宗教，无论是原始的自然崇拜、神灵崇拜，还是三代秦汉时的祖先崇拜与天帝鬼神祭祀，乃至后来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无不以现世人生的生存与幸福为出发点和归宿，表现出了与一些西方宗教以彼岸世界为现世人生价值之目标的显著差异。在中国，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切，现世的生活并不是为了实现彼岸世界的理想。天帝神灵虽然高高在上，但却是保障现世人生幸福的重要力量。中国人信奉神灵的根本目的并不是出离人世而是在于为人世的幸福求福佑。道教追求的神仙生活看似超世脱俗，实际上也无非是把现世现生理想化并无限延长而已。视人生为苦海、讲求超脱生死轮回的印度佛教传到中国来后，却被许多善男信女视为保佑此生平安或来世幸福的宗教而加以信奉，更突现了中国人重现实人生的宗教观。中国哲学也一样，在传统哲学中，既没有对社会人生意义的绝对否定，也没有否定此生此世自我存在的价值以回向神的倾向，有的只是对人的生活的肯定。中国诸多的思想或学派，具体观点虽然各有差异，但重视现实的人与人生则是共同的特点。表现在哲学上，则是对人的主体价值和现世生活的肯定，只是各派在对人的价值取向上和在人的实现途径等问题上所持的见解各有不同而已。而儒家正是以其特有的人文关怀适合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占据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 　　儒学内部也流派纷呈，观点各异。例如在人性论上，有性善论，有性恶论，两者观点似乎根本相反。其实，性善论主要强调了圣人教化及自我道德修养的可能性，而性恶论则主要强调了圣人教化及个人道德修养的必要性，其目标都是确立合乎人类共同需要的伦理-礼法制度，其突现的都是以人为中心建立人与社会的理想模式。在天人关系上，儒学中有既“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1] 的豪语，也有“人副天数”、“天人感应”的对天的敬畏。前者固然体现了“人定胜天”的信心，而后者又何尝不是期望承天意以实现美好的社会与人生？其关注的视点都没有离开现世的人及人生。 从历史上看，儒家对人的重视，在孔子“问人不问马”的态度中就已得到了体现，“天地之性人为贵”[2] 一向为儒家所普遍坚持，而陆九渊的“天、地、人之才等耳，人岂可轻！人字又岂可轻！”[3] 则更是表达了儒家对“人”的自我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的地位的充分肯定。这里所说的“人”，既是指群体的人，也是指每一个个体的人。 有种观点认为，传统文化重群体而不重个体，重人伦而不重人，因此在传统文化中缺少主体意识，缺少对主体价值的肯定，尤其是儒家的人生哲学，更是以牺牲个人的价值来追求社会价值的。这种看法其实是不全面的。这里的关键是如何把儒学放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加以全面的考察和分析。儒学面对的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教法性专制集权长期处于主导地位的中国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它不可能回避君臣父子这样一种社会关系来谈人的问题，而它的现实主义态度也决定了它在探讨人的价值和人的实现等问题时必然对社会群体与人伦关系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儒学的重人伦、重群体就包含着对个体、对个人价值的肯定，甚至可以说，儒学的重人伦、重群体就是从重人、重个体出发的，其最终也仍然回归到对每一个具体的个人的关注。当人的价值、人的存在与社会伦理发生突冲时，儒家明确提出可以变通的方法来对待“礼”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孟子说：“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4] 这里，对人的肯定显然是放在第一位的。可以说，儒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这样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通过迂回曲折的途径而对人的本性、人的价值、人的实现等问题作出了探索并提出了自己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