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制化进程考察——以美国的实践为切入点.docVIP

本文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科研创新资助项目 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制化进程考察 ——以美国的实践为切入点 王辉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 湖北武汉 430063） 【摘要】美国公司社会责任法制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从最早关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的论争到公司应当承担哪些社会责任，再到美国各州在公司法中并入相关条款，这在理论上是一个理念先于实践，实践先于立法的过程，它很好地解决了法律的先进性与适应性的问题；在实践中则是公司、社会与国家多方博弈的结果。这一成功实践可以为我国立法者提供极有裨益的启示。 【关键词】美国；公司法；公司社会责任 富士康科技集团连续坠楼事件在极大吸引公众关注目光的同时，也再一次使得关于当前中国进一步加强公司社会责任立法的论争日趋激烈。不可否认，晚期资本主义的跳跃性扩张与工具理性的进一步增强在极大推动着世界经济发展的同时，所引发的包括环境恶化与人权危机等在内的诸多社会问题也渐成世人关注的焦点。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极为重要的主体，公司事实上也因此而具有双重属性：它们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也带来了相关的社会问题。因此，如何以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消除公司对于社会发展的消极影响而不至于否定其积极意义已成为各国政府与公司必须克服的难题。作为国家权力与公司权利博弈的产物，“公司社会责任”【1】这一概念的勃兴并以法律文本的形式出现在各国国内法以及国际文件中正是时代要求的必然体现。 需要认识到，公司社会责任之于国人是一个新的命题。自2006年1月1日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于第五条对公司社会责任做了规定，填补了中国公司立法在这一方面的缺陷，亦是与国际接轨的做法。但这条规定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性规定，要加深对公司社会责任的认识则必然涉及这一制度的沿革发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入考察公司社会责任的发源地美国在强化公司社会责任相关立法过程中的实践，或许有助于更好地把握这一概念并对于其前瞻在中国语境下的未来发展趋势起着关键的作用。 一、公司社会责任法制化的萌芽（1920——1950） 早在十九世纪末的美国，即产生了关于大型商业组织是否应当对其员工、消费者、其它相关利益者以及整个社会承担法定义务的大辩论。随后的“道奇诉福特”案（Dodge v. Ford Motor Co.）首次将公司所应承担的责任问题引入法律规制的范畴，尽管出于对传统法律体系的固守，该案在判决书中否认了公司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但同时也将这一问题纳入法律学者关注的范畴。此后不久，两位研习公司和证券法的顶尖学者——伯利与多德共同引领着一场严格意义上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法律论争。多德主张公司的领导人在进行决策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不同阶层的利益：“现在有这样一种认识正在增长，即不仅公司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同时控制公司活动的管理者也应对社会承担责任”[1]；伯利对此进行激烈的批驳，认为公司的目标在于争取股东利益最大化：“商事公司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为股东盈利，否则以公司形式发起和聚集的经济力量就会轻易地以极低效率地被经营者操纵”[2]。“公司社会责任”这一名词挟论争之势悄然登场，但随后席卷美国的经济“大萧条”却遮蔽了立法者与商人对其进一步的关注。 1933年上台的罗斯福政府为使美国经济迅速复苏，实行新政并颁行了一系列法令。其中，《全国劳工关系法》（1935）与《公平劳动标准法》（1938）中规定了劳工应享受的最低工资待遇与最高工作时间，赋予了劳工集体谈判的权利；《社会保障法》（1935）要求公司必须为劳动者提供失业保险。[3]这些法令开始间接涉及公司的社会责任问题，即要求传统上作为强势群体的资方在一定程度上尊重劳动者的相关权利，以求缓和日益尖锐的劳资矛盾，更好地服务于美国国民经济。总体来看，上述以国家立法的方式进行的变革是针对“大公司——小工人”这一传统社会问题的回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公司长期以来相对于劳工的优势支配地位，符合时代发展的要求。 二、公司社会责任法制化的发展（1950——1970） 建立在二战废墟上的经济复兴与重建活动再一次将公司推上了历史的前台，也再一次引发了中断近20年之久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讨论。但争论点与第一次论争中关于公司是否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完全不同，学者们已普遍意识到公司经营者应从股东利益的代言人转向社会利益的关注者[4]，分歧的焦点只是在于社会责任的范围或大小问题。之所以形成此种局面，一方面是出于对30年代那场西方国家普遍的经济萧条为诱因之一而导致的世界性战争的深刻反思所意识到的经济萧条与社会矛盾激化紧密相关，故公民必须承担社会责任；同时，鼓吹法律的作用在于社会控制的法律社会学派相关学说开始聒噪一时，直接颠覆了传统公司理论并要求重估公司的社会价值。 上述理论也对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司社会责任首先是与相关城市问题（the urban p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