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原因之一.docVIP

戊戌变法的失败原因之一 ————没有争取人民群众 材料学院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09-01班 管永 学号：0901130107 联系方式摘要：距今一百多年的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声势浩大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维新派在当时掀起的这场思想启蒙风暴对推动中国的近代化过程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维新派领导人在变法过程中没有充分利用这次机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中国封建反动势力太强大，严重阻碍这也为我们今天正在进行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警示和借鉴。百年前的戊戌维新是继洋务自强破产后中国选择现代化道路的一次比较系统的尝试。变法者意欲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榜样，通过新旧势力的妥协，逐步而稳健地达成体制地转换，促使中国步入现代化富强之路。无奈它只维持了短短百余日便被扼杀于摇篮之中，中国也因此失去了一次国家振兴的良好机会。这场变法的失败，不能不令当时以及以后的很多有识之士为之扼腕叹息。戊戌领导人他们这些做法对今天我们正在进行的改革又有什么样的借鉴康有为等人在维新运动中，凭一腔救国救民的热血，一支动人肺腑的妙笔，大造声势，全国哄然，展现了他们作为爱国者、思想家、宣传家的卓越才华，然而，他们毕竟疏于政治，对他们来讲，怎样正确估计形势，如何对待那些封建老朽、旧党官僚，则大不在行。他们既无实权，又少谋略，只好把希望寄托在光绪身上。可光绪帝虽有抱负，在政治上支持变法，但他长居深宫，终其一生都跳不出那拉氏手掌，是个不折不扣的傀儡由于缺少必要的步骤和充分的宣传、组织工作，广大人民缺乏应有的思想准备。结果，这场突如其来、全面迅猛实行变法的倾盆大雨，浇得人们晕头转向，无所适从。人们信心不足，疑问很多。不少人处于观望、疑虑，甚至抵触情绪之中，就连变法者内部，对变法能否取得成功也毫无把握。如康广仁就认为变法“规模太大”，“包揽太多”，“安能有成？”康有为也深感变法难行，他自谓在百日维新中“身冒十一死，思以救中国”，如果最后变法成功那就是天意，已预感到失败得危险。维新派自己对变法都没有必胜的信念，却简单的把“民智未开”拿来做挡箭牌显然是不成立的。公车上书失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创办《万国公报》，通过介绍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继续宣传维新变法。不久，他们联合朝中大臣在北京组织强学会，定期集会演讲。随后，他们又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发行。维新派的政治团体形成了。维新派把自己的活动范围局限于帝党官僚和士大夫阶层的少数人的小圈里面，没有去触及或者说不愿触及占人数大多数的劳动人民（主要是农民）的问题即土地问题和与之相关的温饱问题，这也引起农民对变法的漠视甚至抵触。加上戊戌前，因教案四起，人民群众正反洋教、反洋人，戊戌维新不仅未涉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反而主要是学习、仿效西方文明，自然与下层人民的利益相距太远而得不到支持。由此可见，缺乏必要的社会基础，是戊戌变法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所正在进行的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其中会影响以后改革的走向和成败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三农”问题。我们说改革符合大多数人的利益，得到普遍的响应和支持，是改革成功的重要社会基础。而在中国，占人口大多数的是农民阶级，因此任何改革者想跳过这个问题而直接去解决经济、政治领域的其他问题都是不可能成功的。 维新派在处理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方面的一些做法也是值得我们今天商榷和推敲。他们对民众的不信任、不理解甚至鄙视群众。变法失败不久，梁启超回顾整个过程说，康有为最先提倡民权，“然，其言实施政策，则注重君权”。理由是中国数千年的陋习未改，民智未开，骤然给予权力，难以行通。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维新派主要领导人对民众力量的忽视和认识不清。在对待民众参政的问题上，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里有一段比较“精辟”的回答。他称之所以反对中国开议院（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运动的主流派都主张“尊君权”，“以君权雷厉风行”变法，拒绝开议院），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国民众的“民智”低下。他说，“民智”的基础在于建立学校，而学校和议会的关系是相联系、相始终的。“故学校未成，知识未开，遂兴议会者，取乱之道也。学校既成，知识既开，而犹禁议会者，害治之势也。夫议会之终不能禁，犹学校之必不能废也”又说，日本国势大振，能够与西方国家改订条约，恢复本国的自主权力，发扬民权，收效神速！“然，必自大开民智始。民智不开，遂用民权，则举国聋声，守旧愈甚，取乱之道也。故立国必以议院为本，议院又必以学校为本。” 两段话看来都是强调开议院、兴民权，但又都是和当时民众的教育水平联在一起，或混为一谈，并由此推断出教育不发达，讲民权不但无益反而是“取乱之道”。对民众的鄙视可见一斑，更因此劝光绪切不可操之过急。中国“民智未开，蚩蚩自愚。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