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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村委会选举的因素分析及解决思路 正如经济体制改革在我国农村先行一步一样，民主化进程也是在文化水平相对落后的　地区先行了一步。农村的村民自治是农民自己的创造，它对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将产生　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村民委员会选举作为村民自治的核心与关键，无疑是当前中国农　村社会一道最亮丽的风景线。但是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在运行的过程中总会出现新情况　和新问题，和理想状态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根据笔者的调查分析，发现当前影响村　民委员会选举的因素主要是：行政干预、家族、经济利益等，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及对　策作一粗浅的分析。 一、行政干预因素 根据《法制日报》2002年2月18日报道，2001年12月7日江苏宿豫县皂河镇阎集村举行　第6届村委会换届选举，镇党委副书记带队监督选举工作。候选人中陈翔以高票853票当　选村委会主任，另一个候选人孙庭院仅得408票而落选。12月12日，镇党委撤销陈翔村　委会主任职务，任命孙庭院为村委主任。此事造成很坏的影响。值得欣慰的是此事在上　级有关部门的过问与调查下，已得到圆满的解决。 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此类乡镇干部干预村委会选举的事例很多，这只是其中一个典　型案例。据统计，在村民选举中，特别使群众不满的是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受“人治”　意识的影响，随意对村委会选举工作及村民民主权力进行干涉；操纵村委会选举过程，　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村民，使村民的选举权流于形式；或违反法定程序，撤换任期未满　的村委会成员，侵犯选民的罢免权；更有甚者，有些乡镇不经民主选举，强行任命村委　会成员。以上这几种情况的产生有复杂的深层次的原因，最基本还是传统思想、制度和　经济利益方面的原因。 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一般说来，自秦汉以来直到清末，县是最基层一级地方组　织，由于其行政职能简单，没有必要在乡级设立行政机构，而只在村级设一替县政府“　勾摄公事”的职役人员。直到民国时期，始在乡级建立行政机构，时称乡公所或镇公所　，但是其行政职能也十分简单，主要替上级政府催征赋税和征兵以及维护地方治安[1]　。新中国成立以后，政府对村一直实行行政控制的制度，尤其是人民公社时期对村一级　的控制更加严密，在公社和大队之间是一种非常强的行政关系。从以上行政管理的历史　演变过程可知，村民自治以前中国的政府管理基本上是处于“人治”的环境之中。“人　治”文化源远流长，“权大于法”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传统文化思维影响着社会的每　一阶层，包括掌权者和普通百姓。由于“思想支配行为”，以致造成村委会选举过程中　行政违法行为时有发生。 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权责影响。国家对乡村的管理要通过乡村来实现，由此赋予村民　委员会天然的行政功能，正因为如此，实际上村委会扮演着办理政府事务和村民事务的　双重角色。乡政管理与村民自治的交叉压力，使村委会政务和村务相互冲突，行政权和　自治权相互博弈。在博弈中“村民委员会双重角色存在内在的紧张……行政干预往往占　上风……因为与行政权力所拥有的强大组织和强制资源相比，分散的农民力量实在太微　不足道了。这也正是强大的行政干预会造成自治效能弱化，许多村民委员会只是基层政　府附属物的重要原因”。[2]现实中，我们形式上建立了一套法规完整、结构具备、人　员落实的村委会自治组织，但在治理上仍是过去传统的行政命令管理模式。据华中师范　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徐勇、张厚安两教授统计分析，目前这类行政化村占全国村庄总　数的60%以上。由此可见，行政权与自治权划分不清也是导致行政干预的一个重要因素　。 经济利益影响。物质决定意识，意识支配行为。由于乡镇干部与村干部在经济上有着　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乡镇干部就会力保某些村干部当选，如果此村干部落选，就只好　采取行政命令的方式，撤换当选村委会主任。说穿了，乡镇干部是“拿人钱财，替人消　灾”，完全是为个人利益着想。那种认为农民素质低下、缺乏参政的热情、不适合搞民　主选举的说法，也许只是他们干涉村民选举的借口，其醉翁之意在于金钱，在于物质利　益、个人利益。这也许是当前干预村民选举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他们才是农村基层民　主政治建设真正的绊脚石和拦路虎。只是这样的事例比较隐蔽，不易揭发暴露而已。此　外，乡村干部素质问题，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二、家族因素 据《农民日报》2001年11月6日报道，抚州市东馆镇下龚村以龚平贵为首的家族势力把　持村级基层政权，致使村级计划生育工作以及农业税等无法开展和收缴，还经常搞打砸　抢活动，扣车扣人事件时有发生，群众对此反映强烈。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张军在对山西省长治市1996年第4次村委会换届选举进行调查时　，发现传统宗族观念、血缘关系的抬头和复苏，也逐渐渗透进选举，影响到选举的公正　、公平。根据他对49名选民的调查，有18人在选举投票前与其他成员进行商量，占被调　查者的36.74%。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