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doc

17-18世纪西欧启蒙思想家的中国文化观探略 余建华 作者简介：上海社会科学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通讯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邮编 200020 Email : yjh@sass.org.cn 以“理性主义时代”而著称的17、18世纪无疑是西欧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当时的英、法、德、荷等西欧各国正发生着由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的转折、演变。走在时代前列的一批思想家们也正在为处于解决时代变局中产生的各种矛盾冲突而殚思竭虑，为处于变革前夜而前途未卜的西欧社会而指点迷津。由此在17、18世纪西欧的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高举理性主义旗帜，以自然神论或无神论为武器，猛烈抨击中世纪的神学教条，批判封建主义的社会和政治制度，力图以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科学、知识来启迪充满愚昧无知、传统偏见的社会，幻想建立一个合乎理性的社会和国家。因此启蒙思想家倡导理性主义，崇尚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和理性法则的合法性，捍卫天赋人权，强调智慧与教育，与主宰中世纪的欧洲基督教神学对立不二。源于本土的古代希腊文化的悟性统治世界说和欧洲宗教界对神意的信仰一样，始终难以使“抽象”和“具体”、“理性”和“自然”趋于和谐一致，启蒙运动者唯有向非基督教的东方求助借鉴，吸收合乎理性法则的思想材料。而在远处东方、具有悠久历史和璀璨文明的中国，以孔子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注重现实，顺应自然“天道”，反对脱离实际；重视伦理道德，强调“忠孝”、“礼义”、“德治”、“仁政”；主张以道德原则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和国家的安宁稳定，显然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西欧启蒙思想家的理想具有诸多吻合。由此经过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使者——当时基督教传教士尤其是耶稣会士自觉或不自觉地充当了这一角色——的介绍，东方儒家文化便成为启蒙运动者汲取精神养料的一个宝贵源泉。 一 儒家文化对17、18世纪德国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哲学方面。斯宾诺莎（Spinoza，1632-1677）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 1646-1716）被视为近代德国启蒙哲学的两大元祖。作为17世纪西欧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斯宾诺莎虽然长年在荷兰海牙一带过着半隐居的生活，但他与西欧各国知识界还是保持着各种形式的密切交流。他深刻而新颖的哲学思想吸引着当时欧洲一大批思想家和追随者。斯宾诺莎研究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种宗教思想，并因此而对基督教正统论特别是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产生怀疑。康德认为，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和亲近自然的思想与中国的老子思想有关。 不过，儒家文化对近代德国启蒙哲学的影响更明显地表现在莱布尼茨这位17、18世纪德国最重要的哲学家身上。莱布尼茨学贯西东，对中国文化以及中国哲学兴趣浓厚，被著名德籍华裔学者夏瑞春称为“狂热的中国崇拜者”。20岁以后他就接触到来华传教士及其他学者撰写的有关中国的书籍和报道，诸如《中国图志》、《中国贤哲孔子》、《中国现势新志》和《中国文献评注》等，并与一些赴华耶稣会士及欧洲汉学家时常通信。根据耶稣会士的著述和材料，他在1697年主编出版了《中国近事》（Novissima Sinica）并作长篇序言，该书包括关于康熙皇帝1692年允许传教士在华传教旨令的文章外，还有数篇在华传教士的信函记闻。1699年该书再版时，又加上了他翻成拉丁文的《康熙大帝传》（Historie del’Empereur de la chine）。在他晚年，1715年又向当时法国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顾问德雷蒙写了《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这封长函和《中国近事》长达23节的序言，可称为当时欧洲贤哲研究中国哲学最有价值、闪烁思想火花的著名论述。这位欧洲著名汉学家对斯宾诺莎大胆而进步的哲学思想很感兴趣，在1676年11月从法国返德途中，特意绕道海牙拜访斯宾诺莎，不仅与斯宾诺莎热切探讨中国古代哲学，还拜读了当时尚未发表的斯宾诺莎主要著作《伦理学》的手稿。 莱布尼茨是站在整个世界的高度关注和研究中国文化。他充分肯定了中国哲学崇高的地位和价值，甚为感叹中国哲学的内在联系和深刻思想。他强调中国文化的悠久。“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在版图上不次于文明的欧洲，并且在人数上和国家的治理上远胜于文明的欧洲。在中国，在某种意义上，有一个及其令人赞佩的道德，再加上有一个哲学学说或者有一个自然神论，因其古老而受到尊敬。”这种哲学学说或自然神论远在三千年前，自然也在希腊哲学之前便已建立，极有权威。他批评那些轻蔑中国哲学的人“真是狂妄之极”。在其汉学代表作《致德雷蒙先生的信：论中国哲学》中，他认为中国哲学中的“理” 更多地是指哲学意义上的逻辑起点和终极原因，相当于“其他事物的第一推动者和理由”，与西方哲学中的“神”的概念是一致的。莱布尼茨主张存在“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