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子下的中国.docVIP

我小的时候，有一次在学校，被一个强悍的同学无故打了两个耳光。我就跑去找先生告状。先生让我将这个“小土匪”叫过去，问他为什么打我。他也答不上来。先生就让我打他两个耳光。我还没打，他就哭了。先生还是让我打，我只好轻轻打了他两个耳光……很多年以后，这位先生竟然成为一名法庭的法官。 1 圣经上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就是习惯法，是人类最为古老的法律。孟子也说：“杀人之父，人亦杀其父，杀人之兄，人亦杀其兄”。无论在那种文明中，习惯法是最为古老的人类传统规则。根据习惯法，一个人的女儿被另外一个人杀死了，那么这个人就可以杀死凶手的女儿。甚至说，一个孩子从树上掉下来砸死了邻居家的孩子，那么邻居应当让他另一个孩子从树上“掉”下来把这个肇事的孩子砸死。 可以说，从将近4000年前的“汉谟拉比法典”到“大清律例”，基本都属于习惯法。在嘉庆时代（鸦片战争前夕），澳门的葡萄牙军队有一次发生炮弹爆炸，当场导致2名看热闹的平民死亡。大清帝国地方政府根据“大清律例”要求引渡肇事炮手。葡萄牙方面提供了详细的调查说明，解释了发生不幸意外的原因，并答应重金赔偿和道歉。此举遭到清国的拒绝，因为律例只承认杀人这一事实，不问杀人动机。“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天经地义”，不需要解释。葡萄牙认为清方太蛮不讲理，拒绝交出士兵。清国马上宣布封锁澳门，不到几日，澳门断水断粮，葡方只好将这个倒霉的炮手交给清政府，该炮手马上被判处绞刑。此事看似小事，但是对近代史却有着巨大的影响。从此以后，西方强国在治外法权上毫不让步，因为他们无法接受传统的习惯法，认为太野蛮。 习惯法的改变出现在贸易时代，贸易以利润和利益为价值导向，在利益计算面前，所有的愤怒和仇恨都可以用金钱来计算，当然也包括人的生命和尊严。因此习惯法开始向成文法过度，每一项伤害都被仔细地进行了价值还算，比如将杀人分为故意杀人、过失杀人，将犯罪分为罪过、错误和失误，并对每一项的惩罚标准做成详细的划分，惩罚也因此常常被赔偿代替。 赔偿的出现大大消解了人们的仇恨，使社会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人们超越了复仇时代，进入到一个商业时代。这时的人们会认为，杀死仇人并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而仇人赔偿的金钱才有真正的用处。因此，成文法大大降低了社会矛盾，使妥协与利益主导了社会的发展，而习惯法常常被视为野蛮和不开化的传统。 对任何法律来说，它的首要意义是威慑犯罪，其次才是惩罚犯罪。或者说，法律的作用在于消除犯罪，而不是鼓励犯罪。对一个平等的社会来说，成文法无疑是一种文明，因为它避免了零和游戏和沉没成本，使社会的边际效用最大化。一个犯罪者常常会付出与他的罪行相对应的代价，这种代价足以抵消他犯罪所带来的任何好处，甚至大大超过犯罪的好处，从而阻止和预防了犯罪的出现。 但相反的，对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来说，成文法将大大增加这种不平等。富人可以付出相对自己财产来说很小的代价就可以去犯罪，权力者可以用自己的权力损失（以党纪代替国法）来抵消大量的犯罪成本，从而使强势阶层获得巨大的犯罪空间。对他们来说，任何犯罪几乎是不受惩罚的，至少与犯罪收益相比，犯罪成本很低。当然，对于穷人和无权者来说，因为无力支付犯罪赔偿，他们常常付出更大犯罪代价，甚至仅仅因为错误和过失而遭遇犯罪的惩处。比如去年11月19日，28岁的湖北周先生不小心将一辆奥迪轿车外壳撞瘪，担心付不起赔偿金会坐牢，凌晨在家上吊身亡。 对一个不平等的社会来说，野蛮的习惯法反倒体现了一种生命权利的平等，它对强者和弱者一视同仁。比如清国并不因为两个看热闹的平民无权无势就忽视其生命，也不会因为“红夷”炮手疏忽而饶恕其“偿命”。 - 2 如果说直立行走解放了人的双手，那么轮子则解放了人的双脚。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轮子的民族之一，中华始祖黄帝名为“轩辕”，这说明了轮子就是中华文明的起点。从很古老的时候，中国就是已经是轮子上的民族。而同样古老的玛雅文明，直到哥伦布时代还没有发明轮子，所以他们依然只能站在地上，只能依靠自己的双脚。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无疑是一个轮子时代，人们以轮子来评价富裕与实力，贵族坐马车，平民坐牛车。齐国孟尝君的食客冯谖就抱怨道：“如长铗归来乎！出无车。”孟尝君马上给他配上车。而当时的国家也以轮子而论，所谓千乘之国，所谓万乘之国。当时的战争全部都是车战，互相摆好阵势，然后双方一起喊开始，就用车撞，谁的阵脚先乱，谁就输。当时轮子比较普及，孔子也是在轮子上周游列国的。 秦始皇以车同轨大大提高了轮子的效率，秦帝国实际就是建立在轮子上的帝国，轮子使帝国军队可以随时到达帝国的任何一处，分裂与叛乱就变得极其困难，这是中国大一统的根源所在。在轮子时代之前，维持一个帝国是不可能的事情。汉帝国在与匈奴的交流中逐渐放弃了轮子，从轮子上的帝国变成了一个马上帝国，并将马上功夫见长的匈奴驱逐到漠北。汉帝国崩溃之后，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