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人对民歌的认识--以冯梦龙为中心.pdfVIP

明代文人对民歇的认识 ——以冯梦龙为中心 傅承洲 明代中后期，民歌的盛行成为文坛一道独特的风景，沈德符在《万历野获 编》中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自宣(德)正(统)至成(化)弘(治)中，中原又行《锁 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之属。李崆峒先生初从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 可继《国风》之后。何大复继至，亦酷爱之。今所传《捏泥人》及《鞋打卦》、《熬 鬏髻》三阙，为三牌名之冠，故不虚也。自兹以后，又有《耍孩儿》、《驻云飞》、 《醉太平》诸曲，然不如三曲之盛。嘉(靖)隆(庆)间，乃兴《闹五更》、《寄生草》、 《罗江怨》、《哭皇天》、《干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绞丝》之属。自两淮 以至江南，渐与词曲相远，不过写淫媒情态，略具抑扬而已。比年以来又有《打 枣竿》、《挂枝儿》二曲，其腔调约略相似，则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 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 何而来，真可骇叹。”从宣德、正统以来，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流行不同的民歌 小曲。范濂《云间据目钞》记载了松江民歌传唱的盛况：“歌谣词曲，自古有之， 惟吾松近年特甚，凡朋辈谐谑，及府县士夫举措稍有乖张，即缀成歌谣之类，传 播人口。……而里中恶少，燕居必群唱《银纽丝》、《乾荷叶》、《打枣竿》，竟不知 此风俗从何起也。”明代民歌的流行，文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从三 个方面参与了民歌的活动。首先，一些文人着手搜集、整理、选编、刻印民歌。 成化间金台鲁氏即刊行有《四季五更驻云飞》、《题西厢记咏十二月赛驻云飞》、 《太平时赛驻云飞》、《新编寡妇烈女诗曲》等。正德刊本《盛世新声》、嘉靖刊本 《词林摘艳》和《雍熙乐府》及陈所闻的《南宫词记》均收有民歌。冯梦龙搜集、 整理了几种民歌集，其中《山歌》、《挂枝儿》是明代最优秀的民歌集。其次，一 些文人尝试创作民歌。李开先“改窜”并“仿其体”创作市井艳词。《挂技儿》、 《山歌》中均收有文人拟作的民歌，冯梦龙注明了作者，《是非》为黄方胤作，《喷 嚏》为董斯张作，《捉奸》为苏子忠作。冯梦龙自己也创作有《谢杜康》、《送别》、 《汤婆子》、《竹夫人》等。在明代话本“三言”、“二拍”、《石点头》、《西湖二集》、 《欢喜冤家》中也有文人创作的《挂枝儿》。再次，一些文人评点民歌，为民歌集 傅承洲447 写序作跋，对民歌给予极高的评价。明代文人对民歌的参与为我们留下了两 笔珍贵的文学遗产：一是保留了大量的明代民歌作品，二是留下了一些民歌的 批评文字。这两笔遗产一向不为学术界所重视，尤其是明代民歌理论与批评， ， 很少有人问津。本文拟作初步探索。 中国民歌源远流长，从《诗经》的国风、汉乐府、南北朝民歌到唐代竹枝词、 敦煌曲子词，民歌的创作与流传一直未曾中断过。自从文人诗歌繁盛之后，民 歌就不再为文人所重视，正如冯梦龙所说：“自楚骚唐律，争妍竞畅，而民间性 情之响遂不得列之于诗坛，于是别之日山歌，言田夫野竖矢口寄兴之所为，荐 绅学士所不道也。”(《序山歌》)当民歌在明代再度兴起的时候，明代文人在惊 奇之余，首先要做的工作，竟然是为民歌争取它作为诗歌的地位和价值，让更 多的文人承认与接受，这实在是一件很无奈的事情。这种情况其实也并不难 理解，在20世纪20年代，当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支持一群年轻的教授搜集、 整理、研究民歌的时候，就有人出来指责讥讽：“可惜蔡孑民也是翰林院出身， 如今真领着—班年青人胡闹起来了!放着先王的大经大法不讲，竟把孩子们 胡喷出来的什么‘风来啦，雨来啦，王八背着鼓来啦’……一类的东西，在国立 大学中，专门研究起来了!”(1922年《歌谣周年纪念增刊》)在数百年前的明 朝，民歌被正统文人所轻视，也在情理之中。在理学盛行的时代，六经无疑是 最受文人重视的典籍，而民歌确实是与《诗经》的国风一脉相承，明代文人便将 民歌与国风相提并论，“李崆峒先生初从庆阳徙居汴梁，闻之，以为可继《国风》 之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李开先说，“故风出谣口，真诗只在民间。《三百 篇》太半采风者归奏，予谓古今同情者此也”(《市井艳词序》)；冯梦龙说，“今所 盛行者，皆私情谱耳。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 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序山歌》)。《诗三百》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