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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境理论对“词类活用”说的反思 摘要：“词类活用”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被人们普遍接受。但在长期实践操作过程中“词类活用”出现滥用的现象而遭质疑。若借助“语境”理论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可避免“活用”说存在的问题，以满足现代人准确阅读、理解文言作品的要求。 关键词：词类活用 滥用原因 语境作用 反思 1898年，马建忠在《马氏文通》中对汉语的词类系统进行了构建，开创了汉语词性分类的先河。1922年，陈承泽在《国文法草创》中最先明确提出“词类活用”的学说思想。这一学说一经问世，引起了语言学界的广泛关注，因为该学说的提出“既能避免理论上‘词无定类’的局限，又能把静态词的分类与动态词的使用结合起来。”多数学者表示赞同，并且这一学说作为古汉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早已被介绍到古汉语的教材与教学中来。但是，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问题也随之而来。 一、“词类活用”说的提出与质疑 汉语的词类是没有形态作为标志的，言语中的词随文异用现象较为常见，而以单音节词为主的古汉语表现得尤为突出。前辈学者早已注意到这一现象，并试图从理论上加以解释，“词类活用”说就是在这一背景要求下提出来的。随后，“词类活用”说就被广泛运用到古汉语的教材编写、教学实践当中。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62年版)：“在古代汉语里，某词属于某一类词还是比较固定的，各类词在句中的职务也有一定的分工。但是，在上古汉语里，有些词可以按照一定的语言习惯而灵活运用。由于仿古的关系，在后世古文家的作品里，还常常可以见到这类活用的情况。” 但随着对古汉语教学实践的深入，以及对“词类活用”说理论研究的深化，学者们越来越觉得“词类活用”说存在一定的缺憾，于是纷纷从各自不同的研究角度对“词类活用”提出自己的新见：“词类活用”与“词的兼类”问题，“词类活用”与词义引申问题，“词类活用”与修辞格问题，“词类活用”与语音破读问题等等，尤其是对“词类活用”表现在外延日趋宽泛的问题上几乎都持相同意见。认为“词类活用”说不符合古代汉语的实际，是一种似是而非、范畴杂糅的非科学的理论，没有继续使用的必要了。 二、“词类活用”范围过宽的原因 是什么致使“词类活用”(尤其是名词的活用)的界定范围过宽，出现滥用“词类活用”的现象呢?纵观学者们的意见，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一是汉语词自身的客观因素。汉语的词类是没有形态作为标志的，汉语词的词义在进入言语交际之前，只是静态贮存义、备用义，即词典意义，此时，人们是无法判定某个词的词性、词义的，只有当某个词的静态贮存义进入到言语交际过程中，才能表现出它的动态使用义，即受上下文语境制约的语境义。所以，马建忠在他的《马氏文通》中说到：“字无定义，故无定类。而欲知其类，当先知上下之文义何如耳。” 其次是人们的主观认识。现今的人们在阅读、赏析文言作品时，缺乏一种历史观，常常是站在现代汉语的认识角度，依据现代汉语的常用词义、词性，去观察与解释古代汉语的古词古义，即出现这种“以今律古”的不实现象，无限扩大了“词类活用”的使用范围。 如“雨”： (1)天雨，解素衣，衣缁衣而衣。(《列子·说符》) (2)雨不雨?(《左传·庄公十七年》) 例字中的“雨”，在不少教材认为其处在谓语动词的位置上，具有动词的意义和语法功能，表示“下雨”义。因此，它是名词用作动词。其实，“雨”这个字，在甲骨文形体上像“天上有水降落”它既表示落雨，也表示落下的雨滴，显然，“雨”是一个兼有动词和名词词性的词。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它是“词类活用”。 再如“鼓”： (1)今王鼓乐于此 (《孟子·梁惠王下》) (2)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曹刿论战》) “鼓”这个字的用法也经常被人们理解为“名词活用为动词”。“鼓”从古字形上看，在造字之初，就含动词义和名词义。因此，可以说“鼓”是个兼类词，只是发展到后期，其动词意义人们不常使用罢了。 再如“衣”： (1)不衣则不犯寒 (《韩非子·解老》) (2)朝服衣冠，窥镜。(《邹忌修讽齐王纳谏》) “衣”被看成名词活用作动词的典型例证，后来有学者从“衣”在古籍中的使用情况进行归纳、统计，认为“衣”实属一种兼类，它的名词义在先秦时就已经发展引申为动词“穿、穿着”义了。因此，“衣”也不能简单看作是词类活用。 上述例子明显是因后人不明古义，将后起义误作原始义，以至于出现如今这种将词的“兼类”视作“活用”的混乱局面。正是因为后人不能站在历史的高度，不能结合汉字的古文字字形来分析、考察这些词的原始意义，才导致这种“以今律古”现象的发生。这些例字大都被有关教材视作“活用”范例来进行讲解，现在看来其认识是偏颇的。因此，不少学者对“活用”就提出了质疑，甚至是持否定的态度，如蔡振雄先生就认为“古代汉语语法中，‘词类活用’这一提法是很不科学的，对汉语的一些语言现象的概括是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