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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生态危机，儒学能够贡献什么？ 　　读张立文先生主编的《天人之辨——儒学与生态文明》 　　人类延续发展到今天，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严重考验，无论何种制度、何种文化，面对世界性的资源枯竭、气候变暖、水生态环境的恶化、沙漠化严重、物种大灭绝、食品安全等问题，其共同治理的心愿无有二致。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对生态问题意识和生态文明期许的集中表达。我们不禁要问，造成这样的环境恶果，是谁之过？一般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兴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加之人类征服自然的无限的宰制欲，共同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生态问题。然从根本上讲，这些原因只是西方文化崇尚智性、主张征服的二元对立思维模的具体表现，生态危机根本实质是作为主导文明的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要改变现状，除却具体的措施外，更应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对其进行补偏救弊，即应回望曾经被弃如敝履的中华文明，从那里获得思想资源和灵感启示，使其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崇仁爱、重生命、归和谐的价值观与西方文明自觉调试与结合起来，以使文明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面对生态危机，儒学不失时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近由张立文先生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天人之辨——儒学与生态文明》，可看作是儒学对生态问题应对的掠影。本书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儒学与生态文明”大会论文中精选出33篇集结而成。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经典出发对儒学深蕴的生态智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展现了儒学的独特魅力与现实潜力。下面仅就所见略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视域中，“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言“天道”必关乎“人道”，言“人道”必追溯“天道”，天人一体、相通不二，虽也有主张“天人相分”的观点，但终没有成为主流。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并非是一个冰冷的客观存在物和纯粹的客观认知对象，而是孕育出万物包括人在内的一个大生命体。天地是万物之源、人生之本，它以生物为心，有其内在的价值；人作为天地氤氲出来的万物之灵，赞助天地之化育，帮助天地实现其内在价值。这是天人之所以合一的深层依据。由于天地是温情脉脉的人文本体，因此人通过体会天地之心，油然而生发出一种敬畏、感恩、仁爱的情感。如王阳明所说：“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这种“万物一体之仁”，是因万物与人一样本是同根共源，皆为天地所生，是一大的生命共同体。 　　该书中有诸多学者都从“天人合一”的角度阐发了其对现代生态文明的意义。张立文先生总结了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敬畏尊重”、“仁民爱物”、“中和并育”、“尊重自然”等智慧，以为今天的生态危机提供参考和借鉴。单纯教授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与其祖先之间的亲缘关系，即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生产的设计者与其所设计的产品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信仰客体既是天又是人。余治平研究员认为，中国古代“与天地合德”的观念应该获得全新的阐释，一方面，人与自然处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人只能够在自然的大生态中呈现自身。另一方面，人与它的世界中的每一个物都是统一而不二的，每一个物都贯穿着我的灵魂，成为我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于是，人生现实生活中，一切事、一切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俗物都是属于我的存在，都体现着与我的关系，因而就都现实地构成了我的小生态。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第一大命题，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传统，数千年来，它非常真实地塑造者中国人思维与文化的精神基础。无论诸家对天的理解如何相异，但他们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即确立一种仁慈、宽厚、关爱、博大、公正、平等的情怀而对待自然。罗本琦教授与方国根编审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之所以成为贯穿于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主线，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合思维方式。这种和合思维方式在承认“天”与“人”的差分、区别、矛盾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和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协调、平衡、和谐、统一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表达了中国传统哲学以“生生之谓易”、“与万物为一体”的思想理念和理想信念。韩星、武才娃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天人合一”理念对现代生态文明的启示。 　　二、“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大生命观 　　如上所言，儒学对宇宙的仰俯观察是人情化的，既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理性中饱含道德色彩，温情里又透显着理性的冷静。在他们的视野里，认识“天地之德”远比认识天地的自然规律更为重要。《易传》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