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祁彪佳结社的研究(定).docVIP

明代祁彪佳结社研究 袁飞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 400715(1602---1645)，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别号远山堂主人，山阴人(今浙江绍兴人)，是明代的政治家和戏曲理论家，天启二年(1622)进士，天启三年(1623)，得选为福建兴化府推官，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考授福建道御史，崇祯六年(1633年)实授御史，奉命巡按苏、松，崇祯八年(1635年)，在政治上失意，于是辞官归隐，闲居家中达8年之久，并在家修筑了寓山园林。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他再次踏上仕途。清兵入关，任苏松总督。清兵攻占杭州后，自沉殉国(1578—1645)，初名宪章，字起东，号念台，亦称念台先生、念台子，浙江山阴人，因讲学于山阴之蕺山，人称蕺山先生。他崇尚王阳明之学，宣扬“慎独”，他的“慎独说”相当于王阳明的“致良知”。为宣扬他的理论思想和学说，在崇祯四年(1631)三月三日，刘宗周、陶奭龄等人创立了证人社，参与者达二百多人，其成员主要有祁彪佳、王毓蓍、赵应度、赵季超、沈国模、王朝式、秦弘佑等人。证人社是讲学的文人集团，在动荡不安的晚明，证人社试图通过“正人心”而改变社会的不定之风，建立一套安稳的社会秩序。祁彪佳经常参加这个社团的活动，他在《祁忠敏公日记》中记载道：“即以小舟入城，至九曲，闻讲会仍在白马山，移舟去，诸友毕集，迟午，陶石梁方至，时沈蛰如以人顷各知痛痒为言，王金如因申习知真知之辩，石梁称说因果，有陈生者朝其说，兹如为言过去、现在、未来刻刻皆有，何疑于因果?” [1]刘宗周的哲学思想对祁彪佳有非常重要的影响，祁彪佳参加证人社听先生讲学，身心都受到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其中年面临亡国时他视死如归的表现与刘的教诲必有关联，也令后人佩服和敬仰。 “文昌社”，是由祁骏佳、祁凤佳、祁彪佳兄弟于崇祯九年（1636）正月在山阴开创的一个社团。主要成员还有董天孙、蒋安然、王云灿、陈长耀、陈振孟、陈绳之、赵应侯、王应进等。他们以每年阴历正月十二日为文昌社日，社友必集于文昌庙进行社祭，然后或游名山胜园，或举酌赋诗。祁彪佳在《林居适笔》（丙子）中说：“（正月）十二日，举文昌社。予跨蹇驴先归，作《寓山卜筑》七律，与社中友小酌。”[2] “放生社”，是祁彪佳等人创立的社团，在崇祯九年（1636）四月初八成立，主要入会成员有林希庵、王应进、禅师迩密、历然、无量等人。《林居适笔》（丙子）中有记载“（十月）初八日，为内子诞日，放生诸社友毕集，禅师迩密、历然、无量俱至，自举社以来，是会最盛。”[3] 在禅学遍天下的风气的影响下，晚明文人结社自然有了禅悦之风，其性质是佛教放生活动的社团。 “枫社”，是祁彪佳于崇祯十年(1637)创立，在其寓园结社，主要成员在其《祁忠敏公日记·山居拙录》有记载:“四月十三日,同王照邻至山侯枫社诸友，午间，谢痞云、詹无咎、赵孟迁、孟子塞、张毅儒、张亦寓、张子威、李受之、王尔瞻、王伯含，举酌于四负堂，散憩山上，复酌丹中,与游柯园、密园,酣饮至日上始去。是日蒸湿复雨，而彻夜晴爽，主客之怀甚畅。”[4]枫社重要的成员另外还有：倪元璐、张岱、王思任等人。枫社的性质是一诗社，其活动主要是拈题作诗、品评诗文、宴饮观剧。《祁忠敏公日记》闰四月初六日记中记载道，“延社中诸友至，共十有六人，……分园中诸名为题，人各拈其一作五言律。” [5] “远社”，关于远社, 从现存的资料来看，关于它的记载很少，目前仅从祁彪佳的书信中略知远社的一些信息。《与袁凫公》中记载道:“远社仗仁兄主盟，五家兄期在牛女之夕。花露四尊， 仁兄读快意书时浮此一大白，或亦如弟之促膝坐谈乎？弟明日下午或图一望眉宇也。”[6]袁于令（1592一1674),原名晋,字令昭,又字温玉,号亮公,又号等庵，吴县(今苏州) 人，他的《西楼记》在晚明戏剧界风靡一时。从祁彪佳给袁于令的信函中看出，或许处于某种原因，本来主持远社的祁彪佳将远社托付给袁于令掌管。远社的性质可能是一个曲社。在《与袁凫公》中记载道“南曲之入声得尘教乃豁然。《中原音韵》入声之配三声者，为北曲设也，倘南曲词穷于韵，欲作于韵脚下一二入字，亦可从《中原》韵内照平上去押之否？即曲之中意有偶到而不得上去正音，亦可从《中原》韵内入声所叶之上去间用一二字否？至于入声之可作平，凡入俱可作平乎？抑止《中原》韵所作之平作之乎？”[7]祁彪佳在给袁于令的信函中一开始提及了远社，随后就跟跟袁于令探讨戏曲的问题，由此可以推论出远社可能是一个曲社。 “雁社”，是祁彪佳在崇祯九年创立的，在《林居适笔》（丙子）中记载道：“（七月二十五日）举雁社第一集，王伯朋，顾琢公，吴弘文，张卿子及柳集玄蒋安然从芙蓉园登舟……以秋日社集湖舫为题共拈三字。”[8]不过雁社持续的时间并不长，在崇祯十一年，祁彪佳给张卿子的信中这样说道：“去秋雁社之集，以为霜叶花燃，时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