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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决问题与中间裁判　　三、建构:我国实体性先决问题的中间判决 　　以上讨论表明，我国程序性先决事项的中间裁判可以通过扩大裁定的适用而获得解决，本文暂不展开讨论。建构中间裁判制度的主要意义和障碍基本上集中在实体性先决事项的中间判决问题上。 　　(一) 空白与缺陷:我国实体性先决问题的现行判定方式 　　我国对于给付之诉或形成之诉中的实体性先决问题的判定，是作为终局判决的理由进行的司法确认，其性质并非“裁判”，而是作为给付之诉理由进行的法律“认定”。这种情况与法国判决书中的“决定性理由”很相似。以这种非裁判方式确认实体性先决事项存在多方面的问题，不妨以普遍而又典型的合同纠纷为例来详细分析。例如，原告在主诉中请求继续履行合同或/和追究被告违约责任，而被告却提出合同未成立或无效抗辩，从而导致双方就给付之诉的原因法律关系发生争议，亦即就创设主诉的合同是否成立、有效或可撤销性存在争议。目前的做法是，对此先决性问题迟至作出最终判决时一并确认。这种在超职权主义模式下合乎我国逻辑并且基本奏效的司法确认方式，随着整个诉讼模式以处分权主义为基本理念逐步改造，可能产生并将加剧至少以下四个问题: 　　第一，当事人主张和攻击防御方法的不确定性。合同是否成立或有效所引起的法律责任迥然不同，甚至方向相反。以原告为例，如果合同被判定成立、有效，则可在后程序中依据合同和有关法律，主张并证明有关合同义务的约定(合同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