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典范——评《甘地的真理》(郑剑虹).docVIP

心理传记学研究的典范——评《甘地的真理》 湛江师范学院心理系 郑剑虹 本文曾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报》2011年2月10日第18版。 心理传记学是一门具有百年历史的学科，在国外，它吸引了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精神病学等众多学科学者的兴趣，但对于国内的学术界来说，人们还不是很熟知它，对其研究也刚刚起步。因而，罗凤礼和萧延中两位教授正在主译的《心理传记学译丛》对国内刚兴起的研究必将起到推力作用，而其第一本译著《甘地的真理》恰在心理传记学诞生的一百周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尤其具有纪念意义。萧延中教授来电要我为该书中译本的出版写个书评，我欣然接受，一来乘此机会，可以好好品读该书，享受一顿精神大餐；二来也是表达对其工作的敬意。 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Erikson）撰写的《甘地的真理》（1969）一书，是心理传记学的经典著作。与其早前的另一本心理传记学著作《青年路德》（1958）一样，埃里克森在《甘地的真理》中仍然用其创立的认同理论来解释印度国父甘地的历史行为及其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埃里克森认为人的认同危机不仅出现在青年期，也可发生在中年期。甘地在1918年印度的阿赫梅达巴所领导的罢工运动和第一次绝食行为正是其中年认同危机的表现。因此，与其他甘地的研究者、甘地本人的自传以及当时印度新闻媒体对该事件的忽视不同的是，作为精神分析学家的埃里克森以其专业的敏锐性和独特性捕捉到了该事件对于甘地一生及其非暴力抵抗运动的重大意义。中年甘地的认同危机不仅是个人的认同危机，也是当时英国殖民统治下印度的民族、文化、经济、政治等认同危机。而阿赫梅达巴正是以其纺织业、语言、宗教、产业工人、劳资双方的典型性等集中反映了这种认同危机。为了解决这种个人认同危机和国家民族认同危机，以阿赫梅达巴的罢工和绝食作为起点，甘地开始在印度国内发起了持续不断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埃里克森认为，甘地采用非暴力手段来解决个人和国家认同问题，以达到民族自治，有其亲子关系的根源和印度传统宗教文化的根源。甘地作为年轻母亲和年老父亲所生的最小儿子，在家中处于宠儿的特殊地位，使他很小就有种优越感和创造感，而能经受并克服个人发展阶段所面临的羞怯和怀疑、内疚和自卑；而对自身这种创造性和优越感的意识，也使他产生了一种特别早熟的道德心和强烈的使命感。 甘地对年老患病父亲“母性般”的照看和护理，是一种潜意识层面采用非暴力手段击败强大对手（父亲）的反映（俄狄浦斯情结）。但父亲病情吃紧时，甘地却把看护责任交给叔叔，回到自己房中与妻子寻欢作乐，最终父亲死在叔叔的怀中。因这个“祸根”而导致的负罪感，是甘地非暴力思想中不伤害对手情感和“关照对手灵魂”的心理根源，也是其禁欲的心理根源。甘地因15岁偷哥哥的东西而向父亲坦白悔过，脾气急噪的父亲不仅没有打骂或自击前额来“自我惩罚”，相反地，却得到父亲“高尚的宽恕”和“增加了无限的慈爱”。甘地认为，这件事对于他，“是‘非暴力’的一堂实物课……当这种‘非暴力’包括一切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起了变化。它的力量是无限的。”这是少年甘地能意识到的一场“非暴力”的胜利。 甘地与其母亲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宗教层面的影响关系。甘地从其母亲身上看到和学到了印度传统宗教的价值观：素食和定期斋戒；干净和纯洁；忏悔和发誓；不杀生等。这构成了甘地非暴力思想的“真理”。这种“真理”在甘地后来的英国求学、南非的非暴力实践及研读印度宗教经典的过程中不断得到强化和升华。书中有关甘地领导的阿赫梅达巴罢工及其绝食过程的详细描写则为我们展示了非暴力思想的运用及其所起的强大作用。 埃里克森对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起源的分析采用的主要是其心理社会发展学说，当然，他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埃里克森为何选择甘地作为传主并对其非暴力思想感兴趣？为何采用认同理论来探讨其起源？为何在书中突然插入一章给死去的甘地写了一封长信？如果我们对埃里克森的生平和性格有所了解，这些问题将会得到解答。活了92岁的埃里克森是个私生子，他至死也不知道自己的生父是谁，因此，他一生都在关注认同问题。从有关埃里克森的传记和研究文章发现，他对母亲、妻子、弗洛伊德家族以及同事从未公开反对或作出批评，他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对同伴的奚落也不做回应，这其实是一种非暴力的表现。埃里克森在青少年时期就很钦佩甘地，他在研究甘地的过程中发现，甘地对自己的妻子也有许多暴力行为，这使埃里克森十分苦恼，也打乱了该书的写作计划，因此，埃里克森给逝世的甘地写了一封钦佩中透露委婉批评的长信。显然，这是符合埃里克森的性格和心路历程的。埃里克森十分敬重弗洛伊德家族，他本人是弗洛伊德女儿的学生，他在对自己是否要坚持弗洛伊德理论的问题上也有过类似上述的一番冲突和挣扎。因此，埃里克森对甘地的心理传记学研究，不仅是为了验证自己的理论，也是满足自身心理需要、解决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