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执行的实践.docVIP

三、我国关于国际条约在国内执行的实践 　　当前，我国并无宪法性法律规定条约与国内法的关系。在执行国际条约的国内程序这一问题上，我国没有原则性的规定，即没有规定转化方式，也没有规定纳入方式。《宪法》仅原则性简单规定了国务院的缔约权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批准与废除权。《缔结条约程序法》也只规定了缔结条约的程序。 　　根据《宪法》及《缔结条约程序法》，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条约，国家主席根据决定批准条约。事实上条约并不像法律那样由国家主席公布，而是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加入后，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公布。国家主席本无立法权，由其“批准和废除”条约仅具有象征意义。要将其落实，就应由国家来公布条约。目前的这种做法使国家元首的象征性权利也无法落实。历史上，君主是国家主权的体现者，条约均须由君主批准；条约由国家元首批准正是这一做法的延续，现在很多国家已放弃这种做法。而根据人民主权原则规定由人民代表机构来批准条约。我国显然也注意到了这一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条约，国家主席象征性地批准条约。但如上所述，国家主席的象征性批准并未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公布决定批准或加入的条约时，并未声明其开始在国内生效。命令执行该条约，一般也不单独制定“实施某条约”的法律，以把条约内容转变为国内法，这就是说没有采用转化的方式。 　　但是，中国也没有将条约纳入国内法的明确规定。中国的不少法律、法规含有条约与之发生冲突时适用条约的规定。这样的前提应是生效的条约具有国内效力，可由法院、行政机关直接适用，即采用纳入方式生效。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民事法律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当然，条约直接在国内适用并不排除中国根据实际国情制定不违反条约规定的国内立法。其中一种情况是批准或加入某条约之前先进行国内立法，以满足条约的要求，便于实施条约，或者对国内法进行修改。以尽量避免国内法与条约发生冲突。如中国于1995年10月颁布了《民用航空法》，其中有关民用航空器权利的规定与1948年《国际法承认航空器权利公约》的内容完全一致。2000年10月，由于我国已经建立了民用航空器权利登记制度，具备了实施条约的条件，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加入该公约的决定。另一种情况是先批准或加入条约，再立法。如中国分别于1975年和1979年加入《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和《维也纳领事关系公约》，两个公约直接在国内适用。之岳，中国分别于1986年1990年制定了《外交特权与豁免条例》和《领事特权与豁免条例》。根据中国的国情，两条例对两公约的个别条款作了变通规定，但这并不妨碍两公约在中国国内直接适用。两公约均有有关国际条约优先的规定。 　　对于条约与国内法的相比较的效力，我国在这一问题上亦无原则性法律规定。但一些专门的法律、法规作出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时，条约效力高于国内法规定。如1986年《民法通则》第142条的规定表明，条约的效力高于国内民事法律的。其实，自从1982年的以来，就连续地有一些法律作出类似的规定，其中包括一些重要的法律，如1982年《商标法》、1984年《专利法》、1985年《继承法》、1992年《海商法》等。1982年的《民事诉讼法试行第189条首先作出了与上述《民法通则》第142条相同的规定，而1991年《民事诉讼法》重复了这样的规定。从这些规定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条约在国内是有直接的效力，同时，它们的规定如果与国内法律不同应优先适用。但是，由于这些规定是限于个别法律，还不能说是已经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完全确立了的规则。不过，一系列范围很广的法律作了这样的规定的事实充分说明立法政策的明显倾向，从而有使条约优于国内法成为一项具有普遍性的规则的可能。进一步来说，在条约与国内法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能否认为所有条约绝对高于国内法﹖事实上，如同中国国内法有法律、法规和规章之分，中国缔结的条约相应也分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的条约、国务院核准的条约以及无须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批准或者国务院核准的条约。法律、法规和规章在国内法律体系中的地位有高低之分。显然，上述三种条约在一国整个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也不应相同。 　　四、对国际条约在我国执行问题的思考 　　由于中国没有宪法性法律从总体上规定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尤其是没有规定国际条约如何在国内生效，因此，实际做法比较混乱。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亟须对国际条约在国内的程序、国际条约与国内法的相比较的效力等事项作出明确规定。 　　当前，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在宪法中对这些事项作了规定。我国也可以考虑修改现行宪法，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