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重构三宪FBE法解释方FBE法论之批判.doc

宪法解释方法论之批判与重构　　如果承认理解与解释的同一性，宪法解释就是理解宪法文本的过程。超越阐明宪法含义的宪法解释必然在释宪主体层面也应有所变化。加达默尔在发展了施莱尔马赫理解与解释同一性之后，进一步指出了解释的适用特性，在加达默尔看来，解释即适用。[53]沿着加达默尔的思路只要适用宪法的主体都是宪法解释者，除了司法机关之外，立法机关、行政机关以及其他社会主体，甚至普通公民也在解释着宪法，虽然它们不是通常的、规范意义的释宪者，但是却不能忽视它们的现实状态中的释宪功能。 　　早有论者从制度分析中总结出释宪主体的多元性，指出适用宪法的主体就是释宪主体。[54]但是，却少有论者进一步抽象出多元释宪的本质。宪法解释的对象是宪法文本，宪法文本是由语言构成的。宪法的原则和精神正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没有语言，我们几乎无法感知宪法。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是逻各斯的动物，逻各斯是人与其他动物相区别的标志，而逻各斯这个希腊词的主要意思是语言。亚氏的命题毋宁是人是一种具有语言的动物。[55]语言，一般被认为是表征思想和意志、或描述客观面貌的符号。然而，在诠释学者看来，语言是我们遭际世界的方式，也是世界表现的模式，人类正是语言地生活着。[56]但是，人类的语言并不具有唯一性——如果那样，人类便不出现误解，诠释学也无必要，不仅是因为人类有许多语言，还因为人能用相同的语言和相同的词句表达不同的事物，或者用不同的词句表达同一事物。[57]正是由于语言的可变性，诠释学将语言作为自己感知世界的媒介。如果宪法的语言是肤浅的、单一的，那么各权力载体的法适用性当然不会导致对宪法解释的不同。但遗憾的是，宪法文本不仅体现出某种规范性的存在，还试图体现出宪法的意蕴。意蕴也是诠释学所关注的重要范畴，意蕴是某种比语言的逻辑系统更深层的东西，是先于语词并与语言同样原始的东西。[58]宪法通过宪法文本的语言表示意蕴，语言形成了意蕴的内涵与外延，可是语言的可变性又模糊了宪法的意蕴，因为语言总是在描述一物时，又同时指示另一物。[59]语言的可变性决定了规范的开放性，而宪法本身在制定过程中就被高度抽象化以符合包容性的要求，其所用语言相对于其他法律的语言更加多变。一个词语具有多个特定的指向性含义，特定词语的“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60]之间，如何进行取舍需凭借解释者的意愿和价值取向。这就为各释宪主体的解释博弈提供了契机。同时，诠释学排斥绝对的客观，认为客观丢失了文本意义的开放性和解释者的创造性，解释所追求的是前见与文本所说的东西之间的符合性。在此意义上，根本就无“客观”正确或错误的宪法解释，解释取舍的标准只是解释者自我功利的考量和效果历史意识[61]的作用。因此，作出终局性宪法解释的机关只能是“调和”多个宪法解释之间的冲突，而不是“裁决”“合宪”和“违宪”的冲突。 　　从诠释学的角度，我们可以将宪法解释定义为通过宪法文本理解宪法的过程。尽管宪法的合法性赖于超越成文宪法以外的更高层次的原则和价值，人们却只能透过宪法文本来理解宪法，而且，这种理解并不是复制的、单向度的过程。人们在头脑中理解宪法并不是凭空的，而是受一定前见的支配。海德格尔将“前见”定义为“那些可以在这种特殊的理解事件中被解释的特殊方向，也就是解释者理解某一事物的先行立场或视角。”[62]在加达默尔那里，前见是历史实在本身和理解的条件。[63]但是，前见却不是由解释者自由支配的，加达默尔在挖掘出了前见的积极意义后，又指出解释者不可能自由地甄别哪些是积极的前见，哪些是消极的前见，只能依据解释者所处的环境进行判断。除受前见支配外，人们对宪法的理解还陷入诠释学的循环中。施莱尔马赫的诠释学循环关注文本整体与部分的关系，他认为解释者应先彻底了解文本之个别部分，然后在置诸原着的整体关联性之内，重组其意义。[64]如果说施氏的诠释学循环还是技艺的，海德格尔则更升华一步，在前见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诠释学循环。在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中，解释者以前见为解释的前提和条件，而前见还有前见，前见的前见之前还有更前的前见，如此，理解将陷入无穷尽倒退过程，直到某种前见乃是直接基于事物本身，此时的理解才是正确的理解。加达默尔更进一步发展了海德格尔的诠释学循环：在海氏那里，前见被认为外在于诠释学循环，而加达默尔则认为诠释的过程中应根据前见构造一个意义整体，只有根据这种意义整体，我们才能评判文本，解释者的前见已然是诠释学循环的一部分。诠释学的循环不是一种方法论的循环，而是描述了一种理解中的本体论事件。[65]对于前见和诠释学循环，传统宪法解释学大多关心其方法论意义，然而，如果承认宪法解释即对宪法文本的理解，宪法解释也不可避免的遭遇前见和诠释学循环。甚至在诠释学看来，前见和诠释学循环构成释宪的真正本质。如前所述，有学者认为释宪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