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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法解释方法论之批判与重构　　第一，方法的多元给了释宪者更多的游移空间，成为包装宪法解释结果正当性的工具。德国法学家福斯朵夫面对二战留下的惨状，反思战前德国政治体制的弊病时，指出宪法解释方法应以萨维尼所提之四种经典方法为准。[26]福氏之所以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与其说是对法西斯主义惨痛教训的反思，不如说是看到了宪法解释的恣意性。无独有偶，美国的原旨主义者们也看到了方法论繁盛背后潜藏的危险，主张在宪法解释中回归原旨主义。原旨主义的代表人物斯卡里亚大法官一再指出，非原旨主义者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致性的解释方法，甚至连共同的理论基础也没有，这一指责连非原旨主义者亦无法回应。[27]另一位原旨主义的辩护者惠廷顿说得更加透彻：“具有法效的宪法构建了问题的框架，但问题的最终决断则取决于对政治性宪法的阐释”，“如果我们因为那些方法能产生我们所喜好的结果而对它们产生偏爱有加的话，那么其功用的发挥，就是一种政治意识形态，而不是一种法律的解释方法”。[28]上述两种批评很精确地描述了方法多元背后的困境。虽然解释的特征之一在于探究存在于文本之中的含义，[29]且从逻辑顺序上而言，应是先有解释方法，而后有释宪结果，但是，在实务中，对宪法的解释往往不是一项单纯的法律活动，其中渗入较多的文本外因素。因此，宪法解释的结果在多数情况下不是释宪者通过方法获取到的，而是经由释宪者之自由心证所确定的。如果经释宪者的自由心证所获取的宪法解释结果能获得广泛认同，宪法解释方法自然也属可有可无之事物。然而，问题在于，没有方法的宪法解释只是一项政治决定，[30]一个尊奉民主法治的社会不会认同一项欠缺正当性的政治决定。这时，方法就得以发挥关键性作用：越来越多的方法给予释宪者更大的游移空间，使得释宪者可以依据自己的政策取向与意识形态，甚至是某种政治决断，于确定解释结果后选择一定的方法，使该结果“好像”是解释方法的产物，该解释结果遂因此具有表面上的正当性。于是，宪法解释的逻辑顺序在不经意间悄然被改变，结果先在于方法，方法从发现文本含义的手段蜕变成包装解释结果正当性的工具。如果说释宪者屈从于政治压力而运用方法掩饰特定释宪结果，使得宪法解释方法具有些许悲剧色彩的话，那么释宪者自己对解释方法的滥用，则将悲情的面纱从解释方法上完全褪去。方法之所以多元，全在于学界观点各异，学者们各自依其所信奉的理论创设出一套解释方法。[31]学界观点不统一使得释宪者得以在解释活动中游刃有余：繁多的解释方法使得释宪者享有充分的自由来选择合适的方法，以包装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价值判断。总之，多元的方法不仅没有使宪法解释成为科学、严谨的法活动，反而沦为政治决断和意识形态恣意的工具，释宪者得以有了更为广阔的游移空间，将宪法解释方法当作掩饰其不光彩面目的面具。 　　第二，方法之间的共通性使得方法的选择变成语言技术的转换，削弱了释宪的权威性。方法的多元挑战人类认识能力的极限。法学方法论的鼻祖萨维尼提出文义、伦理(逻辑)、历史和体系四种解释方法，[32]而目前，至少有十余种解释方法，这些方法看似呈现出复数形态，然而它们真的互相独立么?至少在本文看来，答案是否定的。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而且萨维尼的概括虽说不能完全涵盖所有的方法，至少也是包括了人力所能认识的绝大多数思维领域。因此，方法的多元实际上仅仅是方法所呈现在形式上的多元，而在实质上，各类方法之间具有共通性。这一方法论上的缺陷可回溯自萨维尼，萨氏所列举的上述四项基本方法，系取材于法律传统而发展出具有目的论要素的解释法则，时至今日，仍有助于“在文义所界定的范围内，将可能的意旨样态予以细化”。[33]但由于萨维尼仅仅将这些方法限定于私法解释领域，很难说当下宪法解释方法之杂乱与此是否有关，至少无可辩驳的是，对私法之解释与对公法——尤其是宪法——之解释有天壤之别，萨维尼的四种方法之间便互有交叠之处，如其所谓伦理解释，就包含了体系解释的若干因素。萨维尼所提倡的经典方法尚且如此，更惶论日后更加纷烦复杂的多元方法了。那么，宪法解释与一般之法解释有何不同呢?以下抛开宪法的高度政治性和抽象性不论，仅以宪法与法律之间的关系讨论两者在解释方法上的区别。至少在实定法的领域，法学是规范科学，自然科学的因果律不必然适用于法解释领域。[34]因此，在进行法解释时，普遍适用于自然科学领域的因果律并不能作为解释的法则，法解释遵从的毋宁是一种价值法则。这种价值法则却不是无根基的，从方法论上而言，对一般法律的解释必须以上位法所设定的法秩序为解释基准，[35]并从上位法中获取价值正当性。而在实定法体系中，宪法处于顶端位置，无法依“更上位的实定法”所设定的法秩序进行解释，因此，对宪法的解释只能超宪法(meta?-constitutional)[36]为依据确定解释基准，这一解释基准可能是抽象的自然法原则，可能是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