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身上还有多少真性情[].ppt

鲁迅说过：“中国是一个文字的游戏国，中国多是些做戏的虚无党。”“世上如果还有真要活下去的人们，就先该敢说、敢笑、敢哭、敢怒、敢骂、敢打。”百余年来，中国人似乎并无太多改观。 在中国，伪情者往往大行其道，因为他们精通“为人处世”的规则，善于左右逢源捋你的胡须，自然地做得个老好人。尽管为君子所不齿。人家确是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被社会规范化的“伪情”变成了规则：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真性情是隐藏在人内心深处，不为任何身外之物，世俗观念羁绊，束缚的人性的自然流露。而惟有至情至性至真的性情，才是人性中最美的感情，遗憾的是现实中并没有多少人敢放纵自己的真性情。没了真性情没什么不得了的，而没有了真性情的“土壤”，这才是大问题。 中国人是虚伪的，正如鲁迅所说：“中国人最大的缺点就是不肯研究自己”。总喜欢用完美的面具来掩饰自己内部丑陋的面容。正如披着羊皮的狼，当羊皮揭露下来的那一刻，原本凶恶的嘴脸便显露无疑，再无可遁形。 谎言是另一种形式的面具，这是可以掩盖一切的遮羞布。于是，因为尝到了甜头，人们开始一次次撒谎，而且面不改色。 或许为了迎合，或许为了自身的利益，我们戴上一个个冠冕堂皇的面具，然后出现在不同的人的面前——是哭，是笑已无所谓，反正不会有人看到了。 孔子善于给他的学徒提供说真话的土壤，他常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引导学生说真话。这位古代教育家收徒几千，成名者有七十二人，与他这种教人求真的育人方向不无关系。 东南快报：问：“如是你是孔融，你会怎么做？”答：“我不会让梨。”——看到这个回答，您一定在想，孔融让梨不是每个人小时候都听过的吗，为什么不让梨呢？ 而回答问题的这位孩子在本市中心城区一所小学读一年级，当他看到试卷后也问过孩子，孩子说自己不是搞恶作剧，“我问：你为啥写‘我不会让梨？’他答：我认为4岁的孔融不会这样做的。我问：为什么呢？他答：因为他只有4岁。”他还说，孩子十分坚信自己的答案，所以这道题他没有订正，在父亲跟他沟通时，孩子非常确定地说要问一下老师后才订正。 “其实，我的孩子并不自私，他懂得分享，每天吃饭都会给我、他妈妈还有奶奶夹菜。”这位家长对这件事情颇感无奈。 敢说真话的真性情之人太少了，特别是在上级面前，多是唯唯诺诺。 倘若这种歪风只存在于老朽，这些人经得世面多了，学会了会明哲保身，那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不必担心，时间是会把他们清洗干净的。但它普遍存在于年轻人的言行中，于己、于民、于国确实是一大憾事，更是一个危险的兆头。 中国人必须为自己的诚实到解决方案——2010年两会，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抨击官场不正风气，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的底线是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但是，“看条件说真话”。 在机关单位，经常有这样的例子。官员因为讲话直率、缺少“圆滑”而仕途一直不顺。老百姓虽夸他务实、肯为民办事，领导却认为他太自我、说话做事没有水平。 想要升官，得跟圈子里的人步调一致，不偏离队伍。自己的观点，难免有表达上的瑕疵，一旦被人当作把柄，就会成为升迁路上的绊脚石。于是官场建立起特殊的语汇体系，官话套话成了自我保护。 于是，每个人在开会发言中，都跟着提“重要讲话”、“亲自”、“视察”“落实再落实”等字眼，而缺少了有血有肉的一面。有的领导甚至从不自己写汇报材料，全权交给身边的秘书。而秘书为了“高效”完成任务，就从文件里抄，从过去的发言稿里抄，甚至直接从网上找标准模板来套。 /page/s/5/y/s0110j0m35y.html 一个人在衡量任何事物时，看重的是它们在自己生活中的意义，而不是它们能给自己带来多少实际利益，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就是真性情。 用之书，钟无用之情，终于成一无用之人，却因此活得有滋有一个人活在世上，必须有自己真正爱好的事情，才会活得有意思。这爱好完全是出于他的真性情的，而不是为了某种外在的利益，例如为了金钱、名声之类。他喜欢做这件事情，只是因为他觉得事情本身非常美好，他被事情的美好所吸引。世上有味之事，包括诗，酒，哲学，爱情，往往无用。吟无用之诗，醉无用之酒，读无味。 “你说，得活出个样儿来。我说，得活出个味儿来。名声地位是衣裳，不妨弄件穿穿。可是，衣裳换来换去，我还是我。我惟愿保持住一份生命的本色，一份能够安静聆听别的生命也使别的生命愿意安静聆听的纯真，此中的快乐远非浮华功名可比。”（周国平） 我们吐槽别人装腔、假面、虚伪，反观自己又何尝不是。说这是社会规则，也算是借口吧。做到至情至性或许真的很难，但是尝试着偶尔做回自己，也未尝不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