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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公民问责权及其实现 ----以增权理论为视角 钟　裕　民( (南京师范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江苏 南京 210093) 摘 要：公民问责权是“公民问责权利”和“公民问责权力”的统一。如何保障公民问责权的有效实现，社会学的增权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视角：一是个人主动增权路径：优化实现公民问责权利的内部环境；二是外力推动增权路径：优化实现公民问责权的外部条件。 关键词：公民问责权利；公民问责权力；增权理论；实现 近年来，随着公民社会的勃兴，公民问责成为了国内学界深化行政问责制研究的又一条重要的技术路线。2003年至今，在CNKI数据库中以“公民问责”为篇名检索词进行全文搜索，共有16篇学术论文，其中周亚越教授专门探讨了公民问责的机制缺失及其如何治理的问题（2010），韩志明博士提出了公民问责的四种行动方式（2010），吴兴军教授则较为深入地讨论了公民问责与善治的关系（2009）。这些研究为我们通过公民问责来深化行政问责制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但总体上偏宏观性，研究还不够深入，比如公民问责权具体内涵是什么，公民问责权产生的渊源，公民问责权的实现路径等等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就拟从这些方面提出一些肤浅的看法。 一、什么是公民问责权？ 在英文中，“权”有“权利”(right)和“权力”(power)之分，因而公民问责权应该是“公民问责权利”和“公民问责权力”的统一。 一方面，公民问责权是一项重要权利。在现代政治法律的框架中，权利一词具有丰富的内涵。利益论者认为，权利就是利益。德国法学家耶林注意到权利背后的利益。他说，权利的本质为法律所保护的利益，凡依法归属于个人的利益，无论为精神的或物质的，即为权利。黑格尔指出：“一般说，权利的基础是精神，它们的确定地位和出发点是意志。意志是自由的，所以意志既是权利的实质又是权利的目标，而权利体系则是己成现实的自由王国。”意思支配说为德国学者萨维尼与温德夏特所创，他们认为权利的本质是意思之支配，即权利为个人意思所能自由支配的范围，意思为权利之基础，无意思即无权利。霍菲尔德任何一个主体都是在这样四种情形下享有权利的：①有权提出对某种利益或行为的要求或主张。②有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③有权迫使对方作出或不作出某种行为。④有权不受某种对待权利之要义是“资格”为道德、法律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为道德和法律所确证的利益(interest)利益既可能是个人的，也可能是群体的、社会的；既可能是物质的，也可能是精神的；既可能是权利主体自己的，又可能是与权利主体相关的他人的。(claim)，即公民有权提出对某一利益或行为的主张。比如，公民个人或者组织发现某一官员渎职，可以有效启动追责程序，并可以有效行使评价权和罢免权。 3、公民问责权利是一种问责的资格(entitlement)。提出利益主张要有所凭据，即要有资格提出要求。资格有两种，一是道德资格，一是法律资格。道德资格人之作为人所应有的权利法律资格包括权威(power)和能力(capacity)。一种利益、主张、资格必须具有力量才能成为权利。在获得法律认可之前是道德权利，由于仅具道德权威，侵害它，并不招致法律处罚。在获得法律确认后，既是道德权利，也是法律权利，侵犯会导致法律后果。除了权威的支持外，权利主体还要具备享有和实现其利益、主张或资格的实际能力或可能性。有权迫使对方作为权利本质属性或构成要素的自由，通常指权利主体可以按个人意志去行使或放弃该项权利，不受外来的干预或胁迫。如果被强迫去放弃某种利益、，那么就不是享有权利，而是履行义务。受到韦伯的影响罗伯特达尔在《现代政治分析》中提出了权力的定义：“甲对乙拥有权力是指甲能使乙做乙本来不一定去做的事。”权力需要依赖资源。这个资源是权力得以产生的土壤，是获取权力的最原初的资本，可以是有形的，比如财富，也可以是无形的，比如知识。享有的权力是依靠自身的知识、能力、技术等获取的，并具有支配他人或物的能力。权力关系的形成可以是权力主体强制客体的后果，也可以是客体对主体主动回应的结果。权力关系的双方是互为的，不是简单由一方单向地流向另一方。在具体的某个权力实施过程中，必然因两者的资源分布不平均，而导致一方对另一方拥有权力。“一种权力的存在意味着一个集体的文化体制建立起了正式的不平等关系，把统治他人的权力赋予某些人，并强迫被统治者服从后者。”伯恩斯在《领袖论》中提出“权力=动机+资源”的公式，“无论从任何方面和内容来讲，权力的基本作用都是一样的。当权者用他们的权力基础内的资源来实现他们的动机，其他人的动机和资源依靠他们行使的权力来实现”[8]从资源交换角度看，公民要有效实现对官员的问责，就需要掌握强大的、稀缺的资源，比如对官员评价权、任命权、弹劾权、任免权、追责权等。公民只有掌握了这些关键资源，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