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HO中国CEO张欣：信仰了幸福了.docVIP

SOHO中国CEO张欣：信仰了 幸福了 在身边朋友看来，张欣是一个活在真空里的人，或者说得苛刻一些，她生活在一个自己为自己编织的、有些理想主义的舞台上。 如今，这位曾喜欢把发丝染成淡褐色、热衷于谈论“城市灵魂”的女士，已经远离了楼盘、财富和销售数字；她现在的兴趣，是慈善、孩子和微博。 她的一些朋友将这些变化归结为信仰的力量——张欣6年前皈依了源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巴哈伊教；还有的朋友认为这是她在经历了物质的富足之后，其内在的理想主义的回归。但不管怎样，现在的张欣是幸福的，满足的。 1 与其说张欣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倒不如说她很真实，很自我。 在SOHO中国位于“朝外SOHO”极具现代主义风格的办公室里，整个空间以白色为基调，落地窗从天花板直伸到地面，光线将房间照得通亮。宽敞的走廊一侧，摆满了供来访者休憩的咖啡色沙发和白色的桌子，穿着时髦的职员和年轻的外国人不时穿行其间；而在另一侧的落地窗前，有几张即将亮相的新项目设计图，以及几只摇头摆脑的小猪雕塑。 整个空间宁静，舒适，洋溢着强烈的现代感；而在窗外的朝外大街上，却是一片车水马龙，穿梭来往的行人步履匆匆。 张欣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里。今天，她所展现出来的国际化的一面，与她的人生经历息息相关。 她的出身并非豪门望族，虽然祖上在缅甸定居经商多年。上世纪50年代初的反华热潮，迫使她的父母回到中国，他们在北京结婚，成了外文局的两名翻译，之后在1965年生下了女儿。后来，他们因为文化大革命所显露的两种不同信仰而分居。张欣说，她母亲曾给周恩来和邓小平做“缅语和汉语的双向翻译”，父母最终离婚后，她跟着母亲去了一所位于河南的干校。转了七八次学后才读完小学。 在当时的中国社会，人们普遍怀有崇高的理想，要解放全人类，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是富足的。 1980年，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打开国门，14岁的张欣，于是跟着母亲到了香港，那时候她们蜗居在一间极小的房子里，身无分文。母女俩开始在纺织厂流水线上打工。 张欣在香港的生活是再简单不过了，白天在位于新蒲岗的工厂打工，晚上念夜校学英文。她后来在采访中坦言，到了香港，一下子从解放全人类的伟大理想中掉下来，变为一天到晚盘算着做了多少件货赚了多少钱的流水线女工。“但我不觉得苦，人要能屈能伸。大到能看全世界，小到能看清每个点，我这个人的伸缩能力很强。” 当然，在香港打工经历，也让她见识了社会下层及新移民挣扎求存的状况，培养了她的生存能力。她说，“很普通的人我也能看到他特别的地方，很国际的人也能看到他普通的地方。 她和潘石屹的婚姻还是后话。当时，这个在电子厂担任仓库文员的小姑娘，正在暗恋着夜校里的数学老师。如果不是一个儿时伙伴的偶然到访，张欣的生命轨迹可能就会长期定格在了香港。 这位儿时伙伴会说英语，上过大学，他告诉张欣：“你在这里的生活太糟糕了，你应该去美国。” 深受震撼的张欣去了英国。当时，她在剑桥的一家秘书学校读了几年英文后，获得一份奖学金并进入了苏塞克斯大学。这所大学云集了众多英国左派知识分子，张欣的左派教授们大都参加过1960年代的运动，他们脑子里充满了美好的理想，对共产主义怀着一腔浪漫的阐释。张欣就是在这样一种氛围中完成了她的经济学本科学业。 她说，“欧洲的教育很重视启发，一开始我不习惯。上课时老师总是不断提问题，问了后我回去改了答案，回来后他又问更多，过程中不断启发我的思想。” 1991年，张欣从苏塞克斯毕业，接着在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硕士学位。剑桥是一所充满了浪漫人文主义思想的学府。张欣亲眼目睹教授们如何在没有写论文的压力下，安静地探求人类未来的发展。 她在剑桥遇到了一批后来对中国改革进程产生影响的中国学生，就在他们中的很多人逐渐失去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时，她却愿意保留对共产主义的情结，并如饥似渴地吸收欧洲浪漫主义的养分。 硕士学业还没结束，张欣就被巴林银行相中，原本是去巴林香港分公司工作，没想到她所在的部门被高盛收购，她阴差阳错地成为高盛一名年轻的分析员。 离开高盛后，她加盟旅行者集团，成为一名年薪将近20万美元的投资银行家。1994年5月，她在剑桥的同学张维迎建议她去中国考察一个名叫“万通”的公司。在回国的飞机上，她翻阅万通的资料时，为这家公司“披荆斩棘，共赴未来”的口号所展现出的奋进精神而感染——在华尔街，她每天和言语粗鲁、嫌贫爱富和不择手段的竞争打交道。而在中国，她发现了一群和她一样有理想的人！她很急切地想要跟这些人见面，当然，她那时还不知道，自己未来的丈夫就在这些人之中。 2 那时候，潘石屹早已从石油部管道局经济改革研究室的岗位上离开，跟冯仑和一帮朋友在海南炒房地产。 1994年的春天，刚刚在海南淘得第一桶金的冯伦、潘石屹们回到京城，准备大干一场。因为之前潘石屹已在海南得到确切的数据：海南人均住宅面积已到50平米，而北京不足7平米。“这说明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