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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立法者的角色(下) -─从公私法的接轨工程谈起 苏永钦 台湾政治大学 教授 　　陆、与公法接轨的转轴 　　民法典所建立的体系，在自治法的面向以外，还要建立自治与管制的接口，也就是使民法典的自治规范和法律体系内的管制规范可以调和、并进，而不至相互扞格，间接的也辅助了管制目的的达成，已如前述。在走过计划经济时代，市场经济独立的价值和地位已经在宪法上被肯定以后，民事立法者面对自治和管制的调和时，势须作更细密的思考，公私法接轨的问题，有政策和技术的面向，也有实体和程序的面向。 　　一、 政策面和技术面 　　政策面的调和，也许可以从目的宣示条款说起。民法典是不是应该先概括的宣示民法在法体系中的体制功能和立法目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民法典的出现多早于干预性的立法，后者是在前者创造的市场经济基础上，去作部分领域的调整，因此两者的基本关系不需要在民法中多作说明，视为理所当然。中国大陆的发展则是倒反过来，从计划经济转到宏观调控经济，然后在此基础上「回填」一个更基础的市场自治规范。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从民法通则以来，所有民事立法都以第一条「开宗明义」的宣示其体制功能和立法目的，几已成为传统，甚至如民法典初草，在总则、物权和合同法三编的第一条都重复作这样的宣示，其藉此明确定性民法在整个法体系中的角色功能的用意，十分明显。和台湾的立法习惯，在这一点上形成特别明显的对比，在台湾，民事法规不论民法典或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