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范仲淹忠道思想的人文价值体系.pdfVIP

略论范仲淹忠道思想的人文价值体系 山东聊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郭学信 “忠”1是儒家提倡的重要的伦理道德原则，在儒家学说的伦理范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 地位。集忠道思想之大成的儒家经典《忠经》的开篇便将忠道视为“天之所覆，地之所载， 人之所履”中最大的道。这种道，既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又能“兴于 身，著于家，成于国”2，实乃宇宙、社会中的第一要道，以至于《忠经·证应章》中有所 谓“善莫大于作忠，恶莫大于不忠”之说。由于儒学的宣扬，忠道同孝道一样，成了对古代 中国民众尤其是对广大知识分子影响最为广泛、最为深远的伦理道德规范。 范仲淹是中国古代士大夫阶层中极具儒者风范的典型代表，他自幼受到儒家思想的教 育和熏陶，一生“信圣人之书，师古人之行”3。仅从支配其行动的观念上看，范仲淹忠道 思想中的人文价值体系就与儒家的忠道思想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并且鲜明体现出中国传统 文化中具有永恒价值的一面。本文拟从以下三个层面加以论证。 一、“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 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谏和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儒家经典‘忠经》就明确指出：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违而不谏，则非忠臣”，并指明了谏诤的最好方式是“始于 顺辞，中于抗议，终于死节”4。认为只要能够最终使君主改正缺点，任何谏诤的方式都是 好的，因为它“能使君改过为美，社稷之安固也’’5。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苟子则把这种思 想具体化、系统化，他指出：“从命而利君谓之顺，从命而不利君谓之谄；逆命而利君谓之 忠，逆命而不利君谓之篡。”6认为真正的忠臣，应当是在违背君王命令的情况下做有利于君 主的事情，即所谓“逆命而利君”。 一般而言，“匡主之过”和“逆命”之行为，往往会触怒君主而丢官罢职，甚至遭致杀 身之祸。因此，儒家又要求为臣者不仅要敢于直谏以益于君，而且要在劝谏君主之过时“奉 。“忠”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忠即原初意义的忠，指的是‘发自内心’、‘尽心’ 这一抽象的道德原则。狭义的忠则是这一抽象的道德原则在君臣关系卜的具体化和对象化，是古代知识分 于在君B三关系上的道德定位。”(范鹏、白奚：‘“礼”、“忠”、“孝”的现代诠释》，‘孔f-研究》1997年第4 期)。本文所论范仲淹忠道思想的人文价值体系，主要是从狭义层面而论的。 2‘忠经·天地神明章第一》，见夏文华编著‘忠经·孝经白话精解》，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 3范仲淹《范文jIi公集·上资政晏侍郎节》，p11部丛刊本。 ’‘忠经·忠谏章第十五》，夏文华编著《忠经·孝经白话精解》 ‘忠经·忠谏章第十五’注释(8)，夏文华编著‘忠经·孝经白话精解》第62页。 5苟况苟子·臣道》． 57 君忘身，殉国忘家”，乃至于“临难死节～，也就是将自己的个人得失、身家性命置之度外。 用《礼记》中的话说：“为人臣者，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况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总之， 为了君主的长远利益，杀其身也在所不惜。 范伸淹是个谏臣，他的“事君有犯无隐，有谏无讪，杀其身有益于君，则为之”2的精 神，与儒家忠道思想有着息息相关的内在联系。他指出：“儒者报国，以言为先”3，“雷霆 日有犯，始可报君亲”4。他认为“直言之士，千古谓之忠；巧言之人，千古谓之佞”5，要 做一个忠君之臣，首先就要做“直言之士”，因为“臣不兴谏，则君道有亏”6。所以，作为 人臣，不应以一己之私去“逊言逊行”，远害全身，而必须“事君无隐”，“罄狂夫之言”8。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角度出发，范仲淹从入仕的那一天起，每遇国家大事，总是慷慨直言，从 不考虑个人的利害得失。虽然他明知“巧言者，无犯而易进：直言者，有犯而难立”9，但 在仕途生涯中，他却始终“不择利害为趋舍”，“不遵易进之途，而居难立之地，欲倾臣节以 报困恩，耻佞人之名，慕忠臣之节，感激而发，万死无恨”10。以下不妨略举几例，籍以管 中窥豹。 宋仁宗登极时年幼，由刘太后垂帘听政。仁宗成年，刘太后仍贪恋权位，不肯还政。天 圣七年(1029)，仁宗准备率百官向刘太后祝寿。对于这种“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川1的做 法，一般臣僚摄于太后权威不敢反对，范仲淹却毫不畏惧站出来坚决反对，并进而奏请皇太 后还政。事后不久，范仲淹即被贬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范仲淹被召回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