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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职业安全卫生权及法律保护 　　郭捷 　　一、劳动者职业安全权的权利理念 　　职业安全卫生权，亦称劳动保护权，是指劳动者在职业劳动中人身安全和身心健康获得保障，从而免遭职业危害的权利。职业安全卫生权的基础是人的生命和健康的权利，职业安全权是最基本人权的体现。职业安全卫生权的权利理念经历了一个从初步形态发展到较为成熟的演变过程。 　　职业安全卫生权是19世纪初期伴随着劳动法的起源而诞生的，而且是最初劳动法的主要内容。但是，19世纪初期的劳权立法的保护范围极其狭小，只限于对童工、妇女的保护以及对最高工时等基本劳动条件的限制，职业安全卫生权的理念也只是初步的，不彻底的，其深层原因是基于个人权利本位的立场。这一点，仅从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的危险负担规定就可反映出来。产业革命以后，工伤赔偿责任最初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坚持过错责任原则，很显然，这种归责原则对劳动者的职业安全卫生权利救济与当代的社会法理念是不一致的。 　　19世纪末期，由于工人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进行的激烈而长期的斗争以及社会法学派的权利理念的兴起，使得西方各国对职业安全权的保护理念发生了转变，职业安全权的权利理念进一步得到发展。基于劳动者是工业社会中与资本抗衡中的弱者的社会权利本位立场， 1884年《德国劳工伤害保障法》和1897年的《英国劳工赔偿法令》确立了雇主方责任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使得用人方对劳动者在劳动安全中的赔偿责任具有了绝对性。 　　20世纪以来，职业安全权的权利理念趋于成熟，到20世纪末劳动安全保护已进入一个新境界。职业安全不再只是“国家”强制雇主保护劳动者的义务，而且也是劳动者在安全法律保护中应享有的积极权利。在此之前的职业安全权，建立在劳资对立的基础之上，公法性质的劳动基准成为最基本的手段。随着劳资对立在意识形态中的淡化和劳资合作的提出，劳资矛盾由过去的主要的工资斗争逐步向工作环境改善过渡。市场经济国家的劳动安全立法迈上新的台阶，国家站在人权保护的高度，全面规范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并促使国际劳工组织通过立法形式，将劳动安全卫生标准全球化。 　　20世纪7 0 年代以来，西方各国首先致力于对本国繁冗的劳动安全和职业法规的整合，由制定单一的适用于特定范围的职业安全法规过渡到制定综合性的，适用范围广泛的国家级职业安全卫生法。这一实质性的转变，将职业安全卫生权的权利内容由过去的预防和救济伤害事故，而导入到职业的安全、舒适(体面)及健康，从而使得劳动安全卫生保护的目的更富于人道性。在市场经济国家中，首先实现综合性立法保护的是瑞典，1978年制订了《工作环境法》。之后，美国、日本、法国、挪威等均颁布了综合性的保护法典，例如，1970年的美国《职业安全卫生法》、1972 年的日本《劳动安全卫生法》。1981年，国际劳工组织颁布了第155号具有突破意义的公约——《职业安全卫生与工作环境公约》，并制订同一名称的第164号建议书。 　　在新理念支撑下的职业安全权与以往的权利相比较，具有以下几方面变化：第一，保护的全面性和系统性。将职业中各种危险因素的防犯和治理均纳入法律调整的框架之内，包括意外事故、职业病预防、诊疗与康复等。第二，强化劳动者权利主体地位。在法律中直接规定劳动者享有工作环境权，使其由被动权利主体转变为主动权利主体。第三，强调工作环境权实现中的劳资合作，赋予劳动者参与所在企业安全卫生条件改善的决策权。第四，权利内容体系进一步完善。包括与劳动安全相关的劳动者的参与权、知情权、安全代表的紧急处置权、拒绝权、培训权等。第五，工伤保险权中的保险对象进一步扩大，更加有效地对劳动者提供物质帮助。 　　新中国的职业安全权的权利理念也正在经历这个从传统的劳动安全保护立法中的“国家”本位原则到劳工本位的演变过程。国家从上世纪50年代起，颁布了大量的劳动安全方面的法规、规章。包括《宪法》相关规定和《劳动法》“劳动安全卫生”专章以及各个位阶的规范性法律文件。但上世纪50年代起至90年代的立法，从理念和内容上看，尚存在以下几点不足：第一，权利规定以公法实现的手段为主，强化国家在劳动安全监察中的权力，淡化了劳动者权利自主实现层面的相关要求。第二，权利过于抽象，未明确权利的具体内容及可操作的权利救济程序;第三，缺乏统一性、整体性的劳动安全保护法律，法的权利位次较低，实现程度弱。20世纪末本世纪初以来，伴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成熟完善，我国的职业安全权的权利理念的开始发生显著变化。这集中体现在两部重要的法律——《职业病防治法》和《安全生产法》。尤其是200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专章规定了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突破了以往法律法规只规制用人单位对劳动者职业安全保护义务的立法模式，直接引入权利主体及权利内容体系，劳动者由被动的受益人转变成权利人。据此，《劳动法》的倾斜保护原则，通过《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