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以“流品”掩“流韵”.DOC

莫以“流品”掩“流韵” ——《歧路灯》题旨琐谈 摘要：我国文艺批评向有流品高下之说，《歧路灯》面世后，誉者称其有益于世道人心，艺术上颇有成就，与一流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可媲美；病者则以其思想落后腐朽，为中国古代长篇小说走入歧路之浊流。《歧路灯》流品高下之说具有鲜明的时代印痕，它从一个侧面折射出如何评判中华传统文与道德。如能正确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清除极左思潮的影响，则必能对《歧路灯》的教育观如“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等作出客观而公正的评价。 关键词：品评 歧路灯 流韵 儒家文化 一、品评的尺子 不论诗歌、小说，也不论散文、戏曲，一部文学作品一旦面世，其作品文本的意蕴与读者的理解，也即对它的价值与社会意义的理解，便会呈现出各种歧见，见仁见智，品评轩轾，不一而足。 究其缘由，除了作者、作品自身的原因外，最重要是受众的千般差异。读者由于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不同，地域、民族、信仰、立场、文化、经历、经验、趣味、爱好的不同以及着眼点、切入点、方法论等的不同，对同一事象往往会得出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结论。 在我国文学批评史上，诗文流品高下的品评者代有才人，他们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诗文高下优劣的评判准则。如《文心雕龙》作者刘勰，是“文以载道”的开先河者，认为一切文学作品都要符合正统之道且须稽之于圣，宗之于经。至唐代韩愈，更是不遗余力地倡导“文以载道”，“惟陈言之务去。”（《答李翊书》）受刘勰启发，同时代的钟嵘从诗歌的艺术风格着眼，著《诗品》，将诗分为上、中、下三个品类。唐司空图在此基础上，对艺术风格细加区别，将不同的诗风划分为二十四个品类。北宋欧阳修认为“意新语工”之诗为上乘（见《六一诗话》），南宋严羽则以禅说诗，以“词理意兴”兼具者为佳（见《沧浪诗话》）。明清两季，诗歌方面有“神韵”、“格调”、“性灵”、“肌理”、“境界”之说；戏曲方面有“言情”、“本色”、“机趣”之说，就文章作法而言则有“童心”说、“义法、辞章、考据”之说等。但综合观之，上述文学批评原则虽历代各有所倡，不一而足且能薪火相传，然上溯其源，均不脱孔子“温柔敦厚”之“诗教”宏旨，即“思无邪” （《论语·为政》）?以及“文质彬彬” （《论语·雍也》）、“尽美尽善”（《 论语·八佾》）、“兴观群怨” （《论语·阳货》）等。 传统的文论对后世影响很深，尤其对文本的意蕴、文词及手法，作者的人品、思想及胸襟，论者几乎无不关注。 我国文艺批评至20世纪40年代时发生了一次深刻的历史转折，其根本标志是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高屋建瓴，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关系这一新概念。《讲话》说：“我们不但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政治标准，也否认抽象的绝对不变的艺术标准，各个阶级社会中的各个阶级都有不同的政治标准和不同的艺术标准。但是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的。……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 《讲话》内容丰富，有些问题也讲得很具体，很精到，之所以引用上面一段，是因为它是整个讲话的核心和纲领，半个多世纪以来，只要是从事文化工作的人，没有不了解、不熟悉、不将其它当作金科玉律的。 《歧路灯》自20世纪20年代末排印本及1980年校注本面世之后，誉毁不一，盛赞者以之为中国古代的“教育诗”（张国光语），成就可与同时期的《红楼梦》、《儒林外史》媲美，甚至二者还“较逊一筹”（朱自清语）；毁之者以之为“思想落后艺术平庸”，是历史上“‘人情小说’发展的过程中一股混杂着更多泥沙和腐物的浊流。”（蓝翎语）。 其实这一现象的出现并不奇怪，说到底是品评者使用的尺子不同，既有古代的，也有当代的。其次是所戴的眼镜不同，有浅色的，有深色的，因而映入眼帘之物的色彩有很大的差异，得出的结论自然也不会相同；另外是视角与聚焦点不同，有管中窥豹者，有居高临下者，映入眼帘的图像也就很不相同。正如鲁迅在谈到《红楼梦》时所说：“《红楼梦》是中国许多人所知道的，至少，是知道这名目的书。谁是作者和续者姑且不论，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 当然，“尺子”也还有国外的。但不论古今，也不论中外，读者只要认为可用则无不可用。不可讳言的是，任何人不论用任何尺子，在外人看来，一定会有倾向性，这也是正常的，况且，世上没有任何理解是完全的或者是毫无偏差的，因而不可求全责备。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就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而言，在当代，政治与意识形态问题也是不可回避的，企图超越或否定它，可能是自欺欺人，正确的态度应是与时